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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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连部回来，彭树奎一头扎在了铺上。

他被人家耍了。被一个傲然在上的卑琐小人给耍了。这是他难以忍受的。如果今天同他进行这番谈话的不是殷旭升，而是别的什么人，他也许不会懊恼到这般程度；如果谈话的目的仅仅是动员他揭发郭金泰，哪怕是强迫，而不是以官、禄、德，他也只会是不平，至多忿忿而已。然而这诸种因素竟巧妙地纠合到了一起，这就不能不使他恶心地到，自己是同一个商谈了一宗肮脏的“买卖”殷旭升往屉里撇提干表时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分明是以权者的恩威并施，让他去懊丧，去乞求，去眼红…

他真的眼红了。怒火烧的。

他想踅回连部，指着殷旭升的鼻子臭骂一顿，而后再把那张提干表撕个稀巴烂:老子不稀罕！

…

那会是很惬意的。足以痛快一阵子。

往后呢？

…

身后拖着一连串的不幸，面前又是十字叉的路口，路标上只有东南西北，而哪条路走得通，哪条路走不通，得靠自己去趟，自己去碰啊！

人，是很容易看重品格，维系自尊，崇尚正直、倔强、坦的。然而切身利益、突然面临的困境又往往迫使你不得不改变初衷。如果“刚直不阿”、“宁折不弯”足以使人生的道路畅通无阻，那么，我们的祖先，也就不会留下那句使顶天立地的汉子也要忍气声的古训了——站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

不是向哪个人低头，而是向命运。

命运是喜捉人的——彭树奎二十八岁还未结婚。

彭树奎一岁上便有了媳妇。

还在他哑哑学语的时候，他，便与尚在母腹中的菊菊定下了终身…

他出生在聊城县大运河边一个纤夫的家庭里。他的父亲和菊菊的父亲，都是纤路上的伙计，是苦力中的苦力。

民国三十二年，在下杭州的路上，菊菊的父亲突然染上了暴病，眼看要客死他乡了。是他父亲辞掉了纤活，背起奄奄一息的伙伴，旱路、水路辗转回到了家乡。虽然终究未免一死，却好歹没把骨头扔在外乡。

菊菊的父亲咽气前，当着彭家夫妇的面对怀孕的子说:“生男与狗儿结拜兄弟，生女做彭家的儿媳…”指腹为婚，这一最具封建彩的联姻形式，曾酿造了多少情悲剧，却也结成过多少恩夫！

他从记事的时候起，就整天和菊菊厮守在一块儿，形影不离。儿女两亲家，大人之间经常走动，孩子们自然也就更亲昵了。

他长菊菊一岁，菊菊理应叫他哥。

菊菊个子比他高，菊菊光叫他小名。

“狗子，去抓蝈蝈呀！”

“好！去抓。”

“狗子，去打枣吧！”

“好！去打。”他处处都依着菊菊。

榆树结钱儿了…

金针开花了…

运河水退了…

他们挎上篮子，一块儿去捋榆钱儿，去摘花菜，去河滩上摆家家…

同村的孩子都叫他俩“小两口”他不恼，菊菊也不恼。小两口就小两口呗，菊菊比他还乐意。

“狗子，人家说俺是你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