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鲨鱼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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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把《劳工领袖》太当回事。即使芬克尔和克拉姆，它的老板，两位整愁眉不展的连襟，最初的创办人，也不知他们怎么做到年年盈利的——可就连他们也没觉得自豪。他们心不甘情不愿地在办公室里忙前忙后，他们的拳头与咆哮让墨绿隔断颤个不停，他们一把抓过长条校样，撕个粉碎；他们折断铅笔尖，把的烟头扔在地上，鄙视地把电话摔到电话架上。至少，以前，我从他们的这些行为中得出上面的结论。他们俩谁也没想着要把《劳工领袖》当成毕生的事业，他们似乎憎恨它。

你不能责备他们:这东西像个魔鬼。形式上，它是本厚厚的双周刊小报，印刷质量低劣，页张很容易从你手中散落，却很难再按顺序把它们理好；方针上，它自称为“忠于工会运动神的独立报纸”可它真正的定位却是为工会头头们办的一种行业期刊，反正头头们从工会经费中出钱订阅，他们肯定是倾向于去容忍而并非真想或是需要这份报纸予他们任何些许的支持。不用说，《劳工领袖》“从劳工视角”出发报道的全国事件早已过时，很可能还得七八糟，经常因排印错误搞得晦涩难懂；它排版密集的专栏里充斥着溜须拍马的报导，都是那些订阅名单上的工会头头们在做什么，常常有更大的新闻不去报道，只因那些工会领导没有订阅它。每一期里都有许多头脑简单的宣传，以多个小型工商企业之名主张“和谐”芬克尔和克拉姆能够乞求或恫吓那些小企业掏钱购买版面——这种妥协几乎肯定会妨碍一份真正劳工报的发展，然而，这种妥协，似乎本不足以《劳工领袖》的风格。

编辑部人员动十分频繁。只要有人辞职，《劳工领袖》就会在《时代周刊》的招聘版上登广告，提供“与经验相适的薪水”结果导致《劳工领袖》办公室外的人行道上总是挤一大群人，办公室就在靠近服装业区的南面，糙的当街门面。主编克拉姆（芬克尔是出版人）.会先让他们等上半小时，才拿起一沓应聘表，猛地甩甩衬衫袖口，神情严肃地打开门——我想他很享受这种时不时的机会，当一个说了算的人。

“好了，慢慢来，别着急，”当应聘人群推搡着往里走，挤着隔开里面办公室的木栅栏门时，他会说。

“别着急，先生们。”然后他抬起一只手，说“我能请你们安静一下吗？”接着他开始解释这份工作。当他谈到薪水时，走了一半应聘者，留下来的大多数人，对任何冷静、整洁、能够造出一个完整英语句子的人来说，都够不上竞争力。

我们都是这样给招进来的。那年冬天，我们六或八个人，蹙眉坐在《劳工领袖》那惨淡的荧光灯下，大部分人毫不掩饰自己想找份更好工作的愿望。我丢了某都市报的工作几周后，就在那里工作，直到来年天一家大型图片杂志社解救了我，至今我还在这家杂志社工作。其他人有其他的解释，像我一样，他们花很多时间讨论:这儿真是哕里巴嗦、添油加醋讲自己倒霉事的好地方。

利昂·索贝尔在我之后不到一个月加入了编辑部，从克拉姆领他进到编辑室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他会与众不同。他站在凌的桌子中间，脸上那神仿佛一个人在巡视他即将攻占的新战场，克拉姆把我们一一介绍给他（忘掉了一半人的名字），索贝尔夸张又煞有其事地跟大家握手。他约莫三十五岁，比我们大多数人年纪要大，个头很矮，神情肃然，一头黑发似乎从他头骨上炸开来，薄薄的嘴，一本正经的脸上有些疙疙瘩瘩的粉刺疤痕。说话时眉总在动，而他的眼睛，与其说悉一切，不如说急着想要悉一切，从来不会离开听众的眼睛。

关于他，我所知的第一件事是他以前从没做过办公室的活:成年后，他一直干的是钣金工。而且，他来《劳工领袖》，不像我们大多数人是出于需要，相反，用他的话说，是出于原则。事实上，为了来这里，他放弃了一份几乎是这里两倍薪水的工作。

“怎么啦，你不相信？”他在告诉我这个之后问道。

“嗯，不是，”我说。

“只是我——”

“也许你以为我疯了，”他说，脸上挤明的微笑。

我想辩解，可是他不让。

“着，别着急，麦凯布。我早就被人叫做疯子，它对我没什么影响。我太太说，‘利昂，你应该得到，.她，‘人们本不会理解，一个人对生活的要求不仅仅是钱。’她是对的！她是对的！”

“不，”我说。

“等等。我——”

“人们觉得你只能在以下二者中居其一:要么你是条鲨鱼，要么你只得躺在那里，任鲨鱼活生生地把你吃掉——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而我，我是那种会走出去，与鲨鱼搏斗的人。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不是疯了？好吧。”

“等等，”我说。我试着解释，我不反对他为社会正义斗争，如果他脑子里有这种法的话；只是我觉得《劳工领袖》可能是世界上最不适合他的事业之处。

可是他耸耸肩，觉得我这是在吹求疵。

“那又怎样？”他说。

“这是份报纸，不是吗？其实，我是个作家。如果一个作家无法让自己的文字发表出来，那么这个作家有什么用？听着。”他抬起一条腿，搭在我办公桌边上——他太矮了，很难优雅地做出这个姿势，但是他有力的说理帮他成功地做到了。

“听着，麦凯布。你还是个年轻人。我想跟你说点事。知道我已经写了多少本书吗？”现在他的手伸出来开始表演，因为它们迟早会这样的。两个短的拳头伸到我鼻子下，并在那里晃了片刻，然后爆发成一丛僵硬、颤抖的手指丛林——只有一只手的大拇指没有伸出来，还弯在掌心里。

“九本，”他说，两手又垂到大腿两侧，在他再次需要它们之前在那儿休息。

“九本。小说、哲学、理论——涵盖所有领域。没有一本出版。相信我吧，我写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相信，”我说。

“所以，最后我坐下来想:答案是什么？我这样想:我的书，它们说的全是，这就是麻烦所在。是样可笑的东西，麦凯布。人们想看，可只有出自他们知道名字的那些人之口，他们才想看。我说得对不对？那好。我想，如果我想写这些书，首先我得让自己成名。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别无他途。你知道吗？麦凯布，我写最后一本书花了两年时间？”两手指弹出来，说明这一点后，又收了回去。

“两年，每晚工作四五个小时，周末一整天。你应该听听我从出版商那里得到的废话。市里所有该死的出版商。我太太哭了。她说，‘可是为什么，利昂？为什么？

…

此时，他的嘴抿得紧紧的，牢牢贴住小而发黄的牙齿，他一拳砸在放在大腿上的另一只手掌里，随后放松下。

“我告诉她，‘听着，亲的。你知道为什么。”’现在他带着恬静的喜悦朝我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