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埃斯米而作：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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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不久前，我收剑一份航空寄来的请柬，邀请我参加4月18在英国举行的一次婚礼。这倒是个我愿意为之付了些代价去参加的婚礼，刚收到请柬时，我原以为没准真的能出国一趟，坐飞机去.花多少钱倒是无所谓。可是，后来在跟我太太(那可是个头脑冷静得出奇的女子)仔细研究之后，我们决定不去了——因为，别的先不说，我岳母早就打算4月下旬来我们家住上两周，我把这碴儿给全忘了。我的确是有些子没见到格伦彻妈妈了，她又年纪不小了。都五十八了。(她逮谁都先提这档子事。)虽然如此，不管参加还是不参加，我想自己决非那种为给婚礼助兴连丁点力气都不肯出的人。因此，我还是打起神草草写下一些说明情况的札记，是关于大约六年前我认识的这位新娘的一些情况的。倘若我的札记会使我从未见过的新郎有几分钟到不舒服，那我也不在乎。我本来就不打算讨任何人的喜。至于教训谁指导谁就更非我的本意了。

1944年4月，大约有六十名美军士兵在英国德文郡英国情报部门办的一个有点专门质的训练班接受准备反攻的训练，我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这六十个人倒有个非常一致的共同点，那就是没一个是合群的。我们基本上都是写信的那种人，除了工作上的话之外，我们被此之间讲的一般话题是问别人有没有富余的墨水。要是有既不写信也不上课的时候，那就各干各的。我的习惯是，逢到天气晴朗，就到附近乡下景不错的地方去散步。雨天呢，就找个干的地方看书，常常离乒乓球桌很近，球扣都儿乎抡得到我。

训练班持续了三个星期，结束的一天是星期天，那天雨下得真不小。据计划，这最后一天傍晚七点钟，我们全体人员要乘火车去伦敦，有小道消息说我们将分别要进为d登陆而集结的步兵师和空降师。那天下午三点钟，我已把我全部东西打进背囊，其中包括一只盛我从大洋彼岸带过来的书籍的装防毒面具的帆包袋。(面具我几个星期前就已从里塔尼Ⅱ号一个舷窗扔出去了，我非常清楚要是敌人一旦真的施放毒气，我是绝对来不及把这劳什子戴到脸上去的。)我记得自己在我们那座长拱形活动房了一端的窗前站了很久，凝视着凄风苦雨，右手食指隐隐约约有点想扳，但也仅仅有那么点儿意思罢了。我能听见背后许多枝钢笔在许多张“胜利信笺”上刮擦的很没有战友气氛的沙沙声。突然，我从窗边走开，脑子里没什么特别打算，我穿上我的雨衣，围上开司米围巾，穿上套鞋，戴上羊手套和海外兵团的军帽(到今天仍有人对我说，我戴的角度与众不同——两边都拉得较低可以盖住双耳上端)。接着，我把自己的手表与厕所里的钟对了一下，便从小山上那条长长的、漉漉鹅卵石路往下走，进人小镇。周围电光闪闪我全然不顾。要是该让雷电打死，想躲也躲不开。

市镇中心也许是周遭最最的地方了，我在一座教堂门前停下看布告牌，我多半是被写在黑纸卜的白数码宇引住了，但也没准因为在军队里呆了三年，我已经看告示看上瘾了。布告牌上说，三点一刻要进行儿童唱诗练习。我看看我的予表，又抬头再看布告。在一张用图钉固定的纸上升列了该来参加排练的儿童的名字。我站在雨地里把所有的名字都看了一遍，然后走进教堂。

长椅上散坐着十几个成年人，有几个膝上放着一双底朝上的小号雨鞋。我直着走，在第一排上坐了下来。讲台上紧挨着坐在三排座椅上的是一十来个孩子，多半是女孩，年纪大约七岁到十三岁。我坐下时，唱诗班的指导，一个穿花呢套装的高高大大的女人，正关照孩子们唱歌时嘴要张大一些。有谁听说过，她问道，一只可的小鸟儿在唱好听的歌儿时，竟敢不把它那小嘴张得大大、大大、大大的呢？显然，没一个人听说过。因为回瞪着她的都是一张张没有表情、木呆呆的脸。她接下去又说，她要求她班上所有的孩子都充分领会他们所唱的歌词的意思，而不要像没有脑子的鹦鹉那样，光是从嘴巴里发出声音。这以后她吹定音笛定了个调，于是孩子们像一群未成年的举重运动员似的，把他们的赞美诗歌本举到前。

他们唱时是没有乐器伴奏的——或者，在此刻的情况下，更准确的说法是，没有任何干扰。他们的声音优美，毫不装腔作势，几乎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倘若听的是一个比我宗教意识多少强一些的人，那么无须多加想像，也会受到天国的境界了吧。有两三个年龄最小的孩子节奏上稍稍有些滞后，但算不得什么病，会稍不够完美的，大概只有作曲家的母亲了吧。我以前没听到过这首赞美诗，但我不断地希望它有十来节歌词，最好长些。我一面听一面打量孩子们那一张张小脸，但我特别注意的是其中一个的脸，这孩子坐得离我最近，就在第一排最边上的位子上。她大约有十三岁，直直的带点浅灰的金发齐着耳，前额很致秀美，耳光倦怠，我想，没准是在点数到场的人吧。她的声音可以很清晰地与其他孩子的区别开，这小仅仅是因为她坐得离我最近。她进入高音区时一点也不费劲，音质极美，音也最准，自然而然在合唱中起着带头作用。然而这位年轻女士却对自己的歌唱才能稍稍有点到厌烦，或者仅仅是对时间与环境有所不；我发现有两回她在换唱另一段歌词的间歇时打了哈欠。那是有修养的女士的打法，嘴巴是闭着的，但是你不会看不出来；她的鼻翅了秘密。

赞美诗一唱完，那位合唱指导立即长篇大论地说起来，对牧师布道时腿脚静不下来嘴巴闭不起来的孩子一一作了评述。我寻思排练的演唱部分到此已告一段落，不等指导刺耳的教训声把孩子歌唱散发出的魅力破坏殆尽，便站起身来走出教堂。

雨下得比方才更大了。我沿着街往前走，透过窗子看看红十字会的娱乐厅，只见士兵们三三两两地站在房间深处的咖啡柜台前面，而且，即使隔着玻璃，我也能听见另一个房间传出乒乓球的劈劈啪啪声。我走到街对面，进了一家平民开的茶室，那里除了一个中年的女招待之外再无别人，看她样子，像是更愿接待一个雨衣不的顾客的。我尽可能小心地将雨衣在一个枝形衣架上挂好，然后在一张桌子边上坐下，要了茶和桂吐司。这是我一整天头一次跟人说话。接下去我搜遍了我所有的口袋，包括雨衣口袋，终子找到两封可以重读的旧信，一封是我子写来的，告诉我第88街那家施拉夫店铺服务质量大不如前了，另一封是我岳母寄来的，她让我一得空走出“军营”就尽快给她寄些开司米线去。

我第一杯茶还未喝完，唱诗时我打量、倾听过的那位年轻小姐也走进茶室了。她的头发透了，两个耳轮都了出来。同她一起来的是个非常小的男孩，显然是她弟弟，弟弟的帽予被她崩两个手指捏提走，仿佛那是实验室里的一什标本似的。在后面阵的是一个看上去明能干的妇女，戴一顶疲塌塌的平顶帽了多半是他们的家庭女教师了。那位唱诗班的歌手一边走一边下外衣，并且选定了一张桌子－－位置不错，从我的观点看，因为就在我正前方十英尺不到的地方。她和家庭女教师坐了下来。那小男孩，他大概有五岁，却还不打算安定下来。他身子一缩把海军衫掉，随手一扔；接着，他以天生捣蛋鬼不动声的表情，开始淘气，他有条不紊地故意惹家庭女教师生气，好几次把自己的椅子推进又推出，还眼睛瞄过去观察她的脸。家庭女教师一直低声音给他发出两三道命令，实际上就是要他别再瞎闹，但是只是在他姐蛆发话了他才走回来，把他那小股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他一把将餐巾抓过来扣在自己脑袋上。他蛆姐取下来把餐巾摊开，替他铺开在他膝头上。

大约在我们的茶端上来的时候，唱诗班歌手发现我的眼光在打量她们这几个人。她也回看我，还是以她那种清点屋子里人头的目光，接着，她突然向我展了一个很小，很矜持的笑容。它却出奇地灿烂，有时候某些浅浅的、含蓄的笑也会让人觉得特别温暖的。我也回报了一个微笑，远没有她的动人，因为我得抿紧上，免得出两颗门牙之间的一道黑，那是美国军医给我补牙临时上的煤一般黑的填充物。让我料不到的是，紧接着，这位年轻的小蛆已经以很令人歆羡的姿势站立在我的桌旁了。她穿的是一条苏格兰花呢裙子——坎贝尔花呢，我想是。在我看来，一位非常年轻的姑娘在一个没完没了的下雨天穿这样的衣服，那真是太美妙了。

“我还以为美国人对茶是瞧不上的呢，”她说。

她说这话倒不是卖聪明，而是想清事实或是清百分比什么的。我回答说，我们美国人也有除了茶别的什么都不喝的。我问她愿不愿意同我一起坐一会儿。

“谢谢你，”她说。

“也许我只能坐一小会儿，”我站起身替她拉出把椅子，我对面的那把，她在椅子前面四分之一处坐下，脊背得直直的，很自然也很优美。我走同到－－几乎是急匆匆赶回去的——我自己的椅子那里，一心想接上让我扣断了的淡话。但是我坐下后，却又想小起该说什么了。我又笑了笑，仍然极力不让我的煤黑的填补物出来。我说这样的坏天气出来真够糟糕的。

“是的，是够糟的，”我的客人说，声音一个个字清清楚楚，显然不是个闲聊碎嘴子的人。她把手指平放在桌子边缘上，像个做降神术的人似的，但是，几乎紧接着，又把双手拳了拢来一一她的指甲是给啃嗑掉的，一直咬到处。她戴了一只手表，是军用的那种，看上去几乎像是飞机驾驶员的密计时器了。表面对于她纤细的手腕来说实在是太大了。

“你来看我们的唱诗排练了，”她平平淡淡地说。

“我方才瞧见你了。”我说我确实去了，而且从合唱中听出了她的声音。我说我认为她有一副非常好的嗓子。

她点点头。

“我知道。我将来要做一名职业歌唱家的。”

“真的？是唱歌剧吗？”

“我的天，不是的。我要在广播电台上唱爵士，挣大堆大堆的钱。然后，到三十岁，我就退休并且住到俄亥俄的一个牧场上去。”她用手掌摁了摁漉漉头发的顶端。

“俄亥俄你吗？”她说。

我说我有几次坐火车经过这个州，但是不真正悉。我问她要不要吃一片桂吐司。

“不了，谢谢你，”她说。

“我食量真跟一只小鸟的差不多。”我自己咬了一口吐司，告诉她俄亥俄有不少荒凉的野地。

“我知道。我遇到的一个美国人跟我说过。你是我遇到的第十一个美国人。”她的家庭女教师这时使劲给她做手势，叫她回到自己桌子去意思是别再打扰别人了。我的客人却若无其事地把她的椅子挪动了一两英寸，让自己的脊背完全阻隔了从自己桌子那边可能再传过来的任何联络信息。

“你是在山上那所秘密情报学校受圳的吧，是不是？”她冷冷地问道。

我跟旁人一样懂得要保密，便告诉她我因为身体不好才来德文郡的。

“真的呀，”她说“我可不是昨天才出生的小娃娃，你懂吗？”我说她当然不是的，这错不了。有片刻工夫，我径自喝茶。我逐渐有点到自己的坐姿不太好，便在椅子上稍稍坐直一些。

“作为一个美国人，你好像还是比较聪明的，”我的客人若有所思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