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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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国多柬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锺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白金稍，民不宝用，县官以令之，无益。岁馀，白金终废不行。

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

其后二岁，赤侧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乃盗为之。

卜式相齐，而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馀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

益广关，置左右辅。

初，大农筦盐铁官布多，置水衡，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钱，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益广。是时越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馀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于是天子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室之修，由此丽。

乃分缗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大农、太仆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诸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走狗马，弋猎博戏，齐民。”乃徵诸犯令，相引数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

是时山东被河菑，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怜之，诏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就食江淮间，留，留处。”遣使冠盖相属于道，护之，下巴蜀粟以振之。

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国。东度河，河东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杀。行西逾陇，陇西守以行往卒，天子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于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仞新秦中。

既得宝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议封禅事，而天下郡国皆豫治道桥，缮故，及当驰道县，县治官储，设供具，而望以待幸。

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于是天子为山东不赡，赦天下，因南方楼船卒二十馀万人击南越，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卒六十万人戍田之。中国缮道餽粮，远者三千，近者千馀里，皆仰给大农。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赡之。车骑马乏绝，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牸马，岁课息。

齐相卜式上书曰:“臣闻主忧臣辱。南越反，臣原父子与齐习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诏曰:“卜式虽躬耕牧，不以为利，有馀辄助县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奋原父子死之，虽未战，可谓义形于内。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天下莫应。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击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馀人。乃拜式为御史大夫。

式既在位，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彊令民卖买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乃因孔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悦卜式。

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南、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而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馀人，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然兵所过县，为以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赋法矣。

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贬秩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筦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巿，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百馀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告缗。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边馀穀诸物均输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焉。

是岁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太史公曰:农工商易之路通，而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禹贡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彊君。自是以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彊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内。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饟，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相使然，曷足怪焉。

平准之立，通货天下。既入县官，或振华夏。其名刀布，其文龙马。增算告缗，裒多益寡。弘羊心计，卜式长者。都内充殷，取赡郊野。

译文汉朝兴起后，承继的是秦朝的破败局面，壮年男子参加军队，老弱运送粮饷，事务繁剧而又财政匮乏，自天子以下备不齐一辆四匹同样颜马拉的车子，大将丞相有的乘坐牛车，老百姓家无余粒。于是因秦钱太重不便通，命老百姓另铸荚钱，规定一金为黄金一斤重，简化法令，省约条。而那些不守法令、惟利是图的商人囤积居奇以纵物价，以致物价飞涨，粮价腾踊，米价涨到每石一万钱，马一匹价值百金。

天下平定后，高祖便下命令，商人不许穿丝绸，不许乘车行路，加重征收他们的租税，使他们经济遭困境，人格受侮辱。孝惠帝、高后时期，因为天下初得安定，重又放宽对商人的法律，然而商人子孙仍不许当官作吏，国家计算官吏俸禄和其他用度，向百姓按需收税。而山林、河川、园囿、陂地、市场的租税收入，以及自天子以下至于大小封君汤沐邑的收入，都作为各主管官员的私人费用，不从国家经费中支出。所以从山东漕运粮食，以供给京都中的官员，每年不过数十万石。

到孝文帝时，荚钱越来越多，而且轻，于是另铸四株钱，钱文是“半两”命百姓可以随意自铸钱。所以吴是个诸侯国，但它依铜山铸钱，富可与天子相比拟，后来终于成了叛逆。邓通是个大夫，因自铸钱，财产超过了诸侯王。所以吴、邓氏钱遍布天下，导致了止私铸钱命令的产生。

匈奴常常侵挠北部边境，在那里屯驻很多戍守的士兵，边境屯粮不足供给。于是招募百姓能纳粮给官府或者运送粮食到边地的封拜爵位，最高的可至大庶长。

孝景帝时，上郡以西发生旱灾，又重新修定了卖爵令，降低价格以招徕百姓；遇赦的罪徒犯重罪罚为官作的，能向官府缴纳粮食以免除罪过。更大造苑囿(yòu，佑)多养厩马以扩大用度，而官殿、列观、车马等也大量增修起来。

今上(按:指汉武帝)即位不几年，那时自汉朝建国七十多年之间，国家无大事，除非遇到水旱灾害，老百姓家给人足，天下粮食堆得的，少府仓库还有许多布等货材。京城积聚的钱币千千万万，以致穿钱的绳子朽烂了，无法计数。太仓中的粮食大囤小囤如兵阵相连，有的积在外，以至腐烂不能食用。普通街巷中的百姓也有马匹，田野中的马匹更是成群，以至乘年轻母马的人受排斥不许参加聚会。居住里巷的普通人也吃膏粱肥，为吏胥的老死不改任，做官的以官为姓氏名号。因此人人知道自，把犯法看得很重，崇尚行义，厌弃做辱的事。那时候，法网宽疏而百姓富实，因而产生了利用财物作骄奢不法事的人，兼并土地的人家以及土豪巨，以威势武力横行于乡里。宗室有封地的以至公卿大夫以下，争相奢侈，房屋车服超过了自身等级，没有限度。物盛则衰，本来是事物应有的变化。

从此以后，严助、朱卖臣等招徕东瓯，发生了对两越的战事，江淮之间费用浩大，从而变得萧条而烦。唐蒙、司马相如开通西南夷的道路，为此凿山劈岭，修路一千多里，以扩大巴蜀与外界的联系，巴蜀的百姓疲惫不堪了。彭吴开通入秽貊、朝鲜的道路，设置了沧海郡，燕齐之间如风靡草偃一般动起来。及至王诙在马邑设计谋袭击匈奴，匈奴与汉断绝和亲关系，不断侵扰北部边境，兵连祸结，无法和解，天下人为此烦劳，叫苦不迭，而战争还是甚一。行人为战事运载物资，居住的则忙于送行，内外扰嚷动，都为战争而忙碌，百姓舞弊钻法律的空隙，财物衰竭消耗而不足于用。缴纳财物的做官，出具货赂的除罪，选官制度被破坏，廉不分，有武力者被重用，法律严酷而命令繁琐，善于为国刮财谋利的官员从此产生了。

后来汉将每年以数万骑出击胡人，终至车骑将军卫青攻占匈奴河套以南的土地，修筑了朔方城。那时候，汉朝正在打通西南夷的道路，动用数万人，从千里之外肩扛担挑运送粮食，大约每十余钟运到的只有一石，将钱币散于邛、僰(bó，伯)地区以招徕那里的人民。一连数年道路不通，那里的蛮夷人乘机屡次进攻，官吏发兵诛杀他们。以巴蜀地区的全部租税不足以维持这种局面，于是招募豪民在南夷地区种田，将收获的粮食卖给当地县官，而到京都内府支取粮款。向东开凿通向沧海郡的道路，人工的费用与南夷相仿佛。又调发十万多人修筑并守卫朔方郡，水陆运输的路程极为辽远，自山以东都承受了这个负担，花费数十万以至百万万，府库更加空虚。于是招募百姓能向政府缴纳奴婢的，得以终身免除租赋徭役，原是郎官的增加品级，以及纳羊者得郎官，就始于此时。

过了四年，汉派遗大将率领六位将军，十多万军队，出击匈奴右贤王，杀死及俘获共一万五千人。第二年，大将军率六将再次出击胡人，杀死及俘获一万九千人。赏赐给杀获敌人的将士黄金多达二十多万斤，投降的胡虏数万人也得到很厚的赏赐，衣服、食物全都仰仗县官供给。而汉军士、马匹死了十多万，兵器甲仗等物水陆运输的费用还都不计算在内。于是大农条陈说，倾尽库藏钱和赋税收入仍不足以供给战士的费用。负责人员道:“天子说:‘朕听说五帝的教命不相重复天下同样得到治理，禹和汤法律不同都是一代之王，走的路子不同，建立的功德则完全相同。北部边境未得安宁，朕深念于此。这些子以来，大将军攻匈奴，斩首并俘获一万九千人，而富人屯积财物，贫者没有粮食吃。你们商量一下，命百姓出钱买爵并得以缴纳赎金减免锢等罪刑。’据此，请准于设置赏官，名为武功爵。每级价十七万，共值三十多万金。凡买武功爵到官首一级的，可通过测试补为吏，并优先除授；千夫一级与五大夫相当；有罪的降二等；武功爵最高可至乐卿。以此使军功显荣。”而实际军功爵有许多超过了这个等级，大者封侯或封卿大夫，小者为朗为吏。吏制杂多端，官员名位变轻，职任也荒废了。

自从公孙弘以《秋》大义绳治官民，从而取得汉丞相的职位，张汤以峻文苛法断事当上了延尉，于是产生了因“见知不举报”、“不遵天子之命”、“沮格、诽谤”等罪名，便穷治不休，以致入监入狱的事。第二年出现了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的事，公卿寻究底，审理此案，把他们的羽一网打尽，获罪而死的达到数万人，从此官吏更加惨急，法今更加苛细了。

那时候，朝廷正在招揽、尊崇方正、贤良、文学等士人，有的升任为卿大夫。公孙弘以汉朝丞相的身份，盖布被，饭食也很简单，以此作天下人的榜样。但是对世人影响很小，从此便渐渐以功利为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