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西林剧作的性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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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都是任太太自己做的么？”

“太太的脾气好不好？”

“你们太太的身份？”

…

待任太太出来应酬他后，他便直接与任太太攀谈，仍然没有提及任先生一个字。

这说明原先生一开始便“来者不善”他不止是任先生所挑明的那类借看朋友而看朋友之的人，而且很可能对于任太太的旦角身世已经看出了蛛丝马迹，怀有某种动机和希望而来。是进一步获得更多的信息？进一步证实自己的猜测然后设法亲近？或设法不让别人亲近？都有可能，但未必是其明确的意识。

在与任太太神聊时，原先生讲到小时老师出了个对子，叫“笼中鸟”仆人老刘教他对了一个“虎离山”这在字面上是本不成对的，原先生为什么卖了这么个破绽呢？原来这出自京剧《四郎探母》的一句著名唱词:“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原先生故意把话题引向京剧，恐怕是旁敲侧击，察看任太太的神。潜台词是说:“我对京剧非常了解。”同时，又暗指任太太男扮女装嫁给任先生，离开了京剧舞台，就好比“笼中鸟”和“虎离山”一样，以此进行情刺。接下去他又大谈京戏，吹嘘老刘是此中专家，而他自己的一切都是老刘教的，这是暗示自己对京剧界了如指掌，包括演员的私生活。

所以，原先生虽不一定与那位办堂会的军阀汪大帅有关系，但他无疑是个戏或票友。他垂涎于任太太的“扮相”对任先生则不无揶揄与嫉妒。当证实任太太确为黄凤卿所假扮后，他便怪气地向任先生揭示真相。夫妇分手已成定局后，原先生“脸上现出笑容，但是他脑里想到的事情，只有他自己知道”于是他平静地走了。这说明他心中不可告人的某种愿望已经达到:这个为戏们喜的“男人扮的女人”不再被任先生这个书呆子所独占，而是又像从前一样人人有份，这其中就有他原先生的预见、发现和参与之功。

结构分析表明，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白蛇传结构。书呆子任先生是许仙，男扮女装的任太太是白蛇，而道貌岸然、心理隐晦的原先生就是法海。任太太名叫素贞，恰与白娘子同名“她”自诉就是照着“雷峰塔”的故事来报答任先生的。可见，丁西林对这一母题的情有独钟已是无须掩饰的。

五“白蛇传”母题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常见类型，在美籍学者丁乃通所著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按at分类法，被列为411型，与“画中人”、“田螺姑娘”、“其他动物子”等同属于第二部分“普通故事”中的甲类“神奇的亲属”一类。本文参阅了两种译本，现将其基本模式转述如下:男主人公是一个青年男子，女妖总是一条白蛇。

（a）女妖是一个善良的动物。（b）她给他带来财富。（c）她的妖术常常吓得他魂不附体。

（b1）他听了一个圣者的劝说，让她喝一副药。（b2）他坚持让她喝药，好去庆祝某个节。她便喝了药，让他心意足。（c1）她在上现了蛇形，吓得他昏死过去。（d）她从遥远的地方盗来救命仙草，使他起死回生。（e）其他奇迹。

补充结尾:（c）她为占有男主人公同圣者进行了长期斗争。（d）最后，她被进一个魔钵，镇于白塔之下。

以上模式归纳起来，实际是一个妖女变成淑女，完成对男子的惑，而被一个有忌讳者阻挠的故事。深入探究这一母题，对于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一定会很有意义。本文的浅分析，主要服务于解剖丁西林的男女关系剧，故只能挂一漏万。

柏拉图在他的《会饮篇》中，使他的客人断言有两个维纳斯，柏拉图称之为“上天的”和“世俗的”以后又称之为“神圣的维纳斯”和“自然的维纳斯”这个偶然的比喻，由于反映了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所以一直未被人们忘怀。便是“兽的本能”与“神的冲动”的矛盾之情。

“维纳斯最初并不是因为她的神的特征而受到崇拜的”在男中心的世界上，女艺术形象的意义，不是望的符号，便是净化望的符号。在中国，常常表现为妖女和淑女的对立。妖女是男子在潜意识中所渴求的，但妖女同时带有危害社会秩序的恐怖，使男子不能直接表达个体的愿望。于是他只好玩变形记，将妖女变为能被社会接受的淑女，以望之外的借口来足望。但是这个功能转化的戏法常被揭穿，另一种巨大的力量，也许代表着社会集体无意识中的意识，也许代表着男子本身的恐惧，强烈地排斥妖女。男子在罪恶和不净之下无力抵抗，于是，这一切又都靠妖女自身去解决。妖女自愿来献身，自愿去抗暴，男子既足了兽的望，又保全了神的道德形象，有惊无险，坐享其成。这真是一个完美的白梦，难怪它变种繁多，魅力长存。

用“白蛇传”母题试分析丁西林的男女关系剧，其对应关系十分清楚，见下表:（表略）对上表逐一简略阐释如下:《一只马蜂》中，吉上“姿态美丽，面目富有表情”的余，余也上“强健活泼”的吉。但两人先扮成病人与护士，后又扮成社会批判者。余似乎是被吉当作一个“美神经发达”者而看中的。吉的求过程，处处“光明正大”一切进展都是余先给予保证后才实施的。而吉母则忌讳这种新式关系，她指责新式小姐“不懂得做人，不懂得治家”没有她年轻时安心守寡，抚养儿女的神。她在以做媒来参与年轻人的婚姻这件事上十分热心。她当然不会追究自己的隐秘心理，但当儿子半真半假地夸她是贤良母时，她“追想到她以前的生活”自认为“配不上”所以，吉余二人才用欺骗的方法解除这一潜在的阻力。

《亲的丈夫》已在前文先行分析。

《酒后》的倾向是偏在醉客一方的。醉客“意志很坚决，情很浓厚，情很专一”是女主人“心目中所理想的一种男子”所以女主人自动想去吻他。而醉客因在醉梦中，就像任先生醉于诗书一样，可以不负任何责任。而丈夫一开场便带有醋意，对子与醉客的亲近十分恼恨，又不得不伪装得绅士一些，所以他一再刺子的“妖女”意识，并以向醉客揭子的“原形”相要挟，终于完成了法海的任务。

《迫》中男房客潜意识里希望亲近女房客，转弯抹角使女房客留下来。天从人愿，女房客不但主动让他看她的脚，而且主动要求“扮演”他的太太，并代他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无产阶级联合抵抗有产阶级的迫。有忌的房东终于被“正义”打败，男房客在合理的借口下与女房客关在了一扇门里。

《瞎了一只眼》中的夫“处在情倦怠期”美国神分析专家托马斯·a。哈里森分析这种婚姻为:丈夫想扮成“小孩”而子愿意做“妈妈”一旦他们对此到厌倦了，麻烦就开始上门。为了获取新的刺，太太利用先生偶受轻伤，导演了一出情戏。做戏的目的并非掩饰自己的慌张，而恰是借慌张来表和发情。先生在被动中重新获得了，而这一切都另有借口。朋友揭穿先生的欺骗，想用自己的力量来左右人家的情，结果反而中了“连环套”太太“盗仙草”一般地为先生解了围，先生又一次在做戏中心意足。

《妙峰山》中“不懂得恋”的王老虎，被一个曾经是“明星”现在是“看护”的华华小姐死死住，非结婚不可。名义上却是为了抗战，似乎王老虎若不娶这位小姐，妙峰山的抗战大业就会毁于一旦。早有预见的杨参谋看穿了华华的“妖女”本质，却也打着“保全王家寨”的旗号，要杀华华，然后再自杀。是王家寨的事业真的如此忌，还是杨参谋本人妒火中烧呢？

《孟丽君》中“闭月羞花”的孟丽君女扮男装，出将入相，册封公主，赐婚与皇甫少华成亲。本来垂涎孟丽君，从中作梗的皇帝成了“皇兄”不能再有非分之想。

“妖女”终于以“淑女”的身份取得胜利。

《雷峰塔》的分析见前文。

《胡凤莲与田玉川》文白意显，无需分析，只是信手拈来的同类母题而已。

六由上文对丁西林剧作中“白蛇传”母题的阐释，可得以下推论:男主人公的恋母情结。

男主人公忌的心理障碍。

矫饰、做作的人生态度。

从吉先生—余小姐，任先生—任太太，醉客—主妇，男房客—女房客，王老虎—华华等这一系列男女组合中，均可看出男弱女强，男静女动的特点。

男对女有了强烈的依恋倾向。他要从女处得到的似乎主要不是，而是同情、抚、照顾、关怀、怜悯等母的情，在这种情中男方觉得自由、舒适、足。而女方则正中下怀。她们不仅有“女儿自言好，故遣入君怀”的大胆主动，更主要的是以一种半哄半嗔、亦抚亦怜的态度给了男方以神支柱，对男方像对小孩子一样。这是“母”与“”的混合体，最少“女儿”把这叫做恋母情结，并不是说男主人公像俄狄浦斯一样具有杀父娶母的愿望，而是说在超越了这个概念的原始涵义以后，在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上，男主人公不自觉地对母表现出了强烈的渴求和依恋，并且，这种渴求和依恋不是直接寄托于母亲，而是寄托于对象，把它潜藏在之中。考虑到丁西林作品的时代及其在戏剧史上的地位，这种“恋母情结”很值得思味。

丁西林笔下的男女之间本有正常的引，但他们——主要是男方——竭力回避，谈变。如《迫》中女客鞋里入水，男房客连忙提出“如果要换袜子，我可以走到外边去”一本正经得令人麻。

回避的方法是引入另一因素，实际是忌的符号，即法海。这个法海可视作男主人公内心对的恐惧的外化。男主人公对妖女既渴求又恐惧，想图利又想去害。于是妖女披上淑女的外衣，以非因素来掩饰、冲淡。吉先生为了美神经，任太太为了报恩，要吻醉客的子为了意志独立，房客为了反抗迫，瞎眼先生为了友谊，华华为了抗，白蛇为了救人…他们与法海的斗争，表现了望与忌的冲突。这一矛盾是无法从本上回避的。战胜了法海，亦即证明战胜了恐惧之后，关系便以胜利果实的身份具有了合理，同时也证明了淑女不是妖女，于是关系便可以存在。而双方仍继续回避问题，讳莫如深。

一旦问题被尖锐揭到不能回避的程度，关系便不能维持，如任太太，醉客与主妇。换一角度说，只有在演戏状态中，关系方可维持，就如演员在台上接吻，对观众可以解释成“角需要”、“工作需要”而演员本人实已受益。一旦走出剧场，双方便丧失了这种关系。

这正说明男主人公的心理障碍之深，不能客观地直面女，以为不洁，不尊，不敬。王老虎的只准结婚，不准恋，男房客的故意回避女房客换袜，从两个方面显出潜意识中忌与渴望的战。于是，把这种心态与恋母情结糅合起来，成一种“假公济私”的形式，实际是婚恋关系中的一种“准变态”由于普遍的恋母情结和始终未能克服的忌的心理障碍，丁西林剧作中便充了矫饰的、做作的人生态度。这一点笔者以前已有所论述。其具体表现是“舍曰之而必为之辞”回避自己的真正望、意志、企图，而代之以漂亮的辞令，机变的哲理，把自己打扮成智慧、高尚、正义的化身。而可笑的是最后仍回避不了卑俗的现实，只不过那些矛盾由于巧妙的掩盖、遮饰而较难被读者注意而已。

这种矫饰的人生态度在戏剧结构上即表现为“欺骗模式”在戏剧风格上即表现为“唯美倾向”从而形成了丁西林剧作的总特征。

七至此，本文对丁西林剧作的心理进行了一番剖析。这一微观研究所得结论有何进一步的意义呢？本文谨列三点作为结尾。

丁西林是现代评论派的主将，也是京派的一员。这两派都有回避问题，标榜自然、尊严、健康等倾向。而如果对其创作实绩稍事解读，往往可见与表面现象颇不一致之处。这从反面说明相当一部分中国现当代文人，尽管受过现代教育，也仍在问题上表现出传统，即缺乏正确的观念，视女不是圣母便是妖怪等。五·四远远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直到今天，京派小说和京味小说中此况犹存。赵园和倪婷婷对此有很辟的论述，可资参悟。

形式研究不能离内容和意义。

研究方法上，社会学的统计和心理学的分析是同样重要的。

（发表于《现代文学研究》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