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不可免的事已臻成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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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申卡这些子着了凉。

“我说过无数次了，不要把孩子抱到生了火的炉子跟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生了气。

“受热要比着凉更有害。”萨申卡的嗓子出了病，开始发高烧。这孩子的脾很特殊，特别害怕恶心和呕吐，仿佛时时刻刻要出现这种反应。

他推探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拿着喉镜的手，闭上嘴不让把它放到嗓子里去，喊叫、挣扎。无论怎么劝说、恐吓，都不起作目。突然，萨申卡不小心张大了嘴舒舒服服地打了个呵欠，医生借这个机会动作飞快地把小汤匙伸到儿子口里，住舌头，赶忙查看了一下萨申卡紫红的喉腔和化了脓的肿大的扁桃体。看到的情形很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吃惊。

过了不多一会儿，医生用同样的手法从萨申卡嘴里取了一个涂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己有一台显微镜。他拿了徐片，自己勉勉强强地作了检视。幸好不是白喉。

但在第三天夜里，萨申卡突然出现了假格鲁布喉炎的症状。他发着高热，端木过气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可怜的孩子，但自己又无法解除他的痛苦。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觉得孩子就要死了，把他抱在手上在屋子里来回地走，而萨申卡却开始到好了一些。

应该搞到牛、矿泉水或者苏打水进行灌救。不过，这时正是巷战的高峰。挑的声和炮击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即便尤里·安得烈耶维奇敢于冒着生命危险穿过火地带，在火线的那一边也不会见到一个活人，因为在情况彻底明朗以前，城里的生活已经完全停顿了。

不过局势很快就清楚了。到处传来的消息说，工人已经占了上风。被分割开来而且和自己的指挥部失去联系的一群群士官生，还在个别地抵抗。

西夫采夫这个区处在从多罗戈米罗夫方向朝市中心进的士兵的行动范围以内。对德战争的士兵和少年工人坐在街巷里挖成的堑壕当中，他们已经悉了附近房子里的居民，不时和那些从大门向外探望或者走出来的人像邻居似的开开玩笑。市区这一部分的通已经恢复。

作了三天俘虏的戈尔东和在瓦戈这里被困了三昼夜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时候都走了。在萨申卡生病的艰难子里有他们在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到很高兴，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也原谅了他们忙中添而额外增加的麻烦。为了表示对招待的谢，他们两个都觉得有义务不断地和主人谈话，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却被这三整天的无聊空话搞得如此疲倦，以至于和他们分手时到很庆幸。

得到的消息说他们都平安地回了家，不过，据这一次的实际检验而作出敌对行动已经全面停止的判断还是为时过早。不同的地点仍有军事行动，某些区还不能通行，医生暂时还不能到自己已在想念的医院里去，那儿的桌子屉里还放着他的《游戏人间》和业务札记。

只是在个别市区内部，人们才在清早外出到离家不远的地方买面包，路上遇到拿着瓶装牛的人，就有成堆人围上去打听人家是从什么地方搞到牛的。

有时全市又恢复了击，再一次吓跑了群众。大家都猜测双方之间在进行某种谈判，进展得顺利或者不顺利就反映在炮击的时强时弱上。

有一次是在旧历十月末的一天晚上九点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快步走在街上，想要到住在附近的一个同事那里去，不过也并没有什么特殊要办的事。这一带往是比较热闹的，但现在人烟稀少，几乎见不到行人。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得快。天上飘起初降的稀疏雪花，风却越刮越猛，眼看着变成了一场大风雪。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一条小巷拐到另一条小巷，自己也记不清转了多少次弯，雪也下得更加稠密，开始变成了雪暴。这样的暴风雪在空旷的田野会打着呼啸遍地弥漫开来，在城市狭窄的死巷子里却像了路似的反复盘旋。

无论是神世界还是物质的人间，在近处或远方，或大地或天空，发生的事似乎都是类似的。一些地方不断传来已经减弱的最后抵抗的炮声。一处地平线上忽明忽暗地闪现着一簇簇火灾现场反映的淡淡余光，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脚下，在的路面和人行道上，风雪卷起雾腾腾的一圈圈漩涡。

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一个报童里喊着“最新消息！”从他身边跑过，腋下挟了一大卷刚印出来的单张报纸。

“不用找钱啦。”医生说道。这男孩子吃力地从纸卷上分出忽忽的一张到医生手里，接着就和方才突然冒出来一样眨眼就在风雪中消失了。

医生走到两步之外的一盏亮着的路灯跟前，想就地立刻扫一眼主要的内容。

这份只印了一面的号外版，内容是来自彼得堡的关于成立人民委员会、在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公告。接下去就是新政权的第一批法令和电报、电话传来的种种消息。

风雪吹打着医生的眼睛，沙沙响的灰雪粒不时地盖住报纸上的行行字迹。然而，妨碍他读下去的并不是这些。这一伟大和永恒的时刻震撼了他，使他无法清醒过来。

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些消息看完，医生于是四下里张望着，想找个亮一些的避雪的地方。原来他又回到了自己也搞不清的那个十字路口，站在谢列布良内和莫尔昌诺夫斯卡的街角上，旁边就是一幢正门镶了玻璃的五层高楼的人口，楼里宽敞的前厅亮着电灯。

医生进了楼房，在尽里边的灯下全神贯注地读起了电讯消息。

在他头上响起了脚步声。不知什么人从楼梯走下来，中间似乎犹犹豫豫地常常停住。果然，往下走的这个人猛然改了生意，转身又向上跑去。什么地方的一扇门开了，传出两个人说话的声，不过回声太强，听不清讲话的是男是女。接着又是砰的一声关了门，先前下楼的那个人脚步十分坚决地跑了下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两只眼睛和整个心思都贯注在报纸上。他不打算抬起眼来看这个不相干的人。但是那人跑到楼下就站住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抬头看了一眼这个从楼上下来的人。

站在他面前的是个十八岁左右的少年，身上是一件在西伯利亚常穿的那种里外翻的鹿皮袄，头上戴了顶同样的皮帽。这男孩脸黝黑，长着两只窄细的吉尔吉斯人的眼睛。他脸上有某种出身高贵的气质，聪明灵活的神态一闪而过，还隐藏着一种似乎是从遥远的异国他乡带来的、在混血人脸上常见的那种纤细的表情。

这男孩子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认成了另外的什么人，明显地到茫然不知所措。他腼腆而又慌张地看着医生，仿佛知道这是谁，但又迟疑着没有开口。为了解除这个误会，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用冷淡的表情打消了他想走近的念头。

男孩子发了窘，一句话也没说就朝大门走去，在那儿又回头看了一眼，然后打开那扇沉重的、已经有些松动的门，接着哗啦一声把它关上，走到了街上。

过了十分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随着出去了。他已经忘记那个男孩和本来要找的那位同事，脑子装着刚刚读到的东西朝回家的方向走去。路上遇到的另一个情况，一件在当时来说意义非同小可的生活琐事，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