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软弱与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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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见杜阿姨在和淡着玩。她对我的儿子就像一个似的。我又回房间去翻箱子,想送她一样特别的东西。我想起来了,她很喜我有时让谈若玩的蓝的香水瓶。我又一次把香水瓶举起来对着光,然后就出去送给了她。杜阿姨大声推辞,连声说,"我要这玩艺儿干吗?"我把瓶子硬在她手中,她哭起来了,告诉我她拿这东西是多么不好意思。"我没东西回送你呀。"她说。
于是我告诉她,"我给你的也不算什么,只是好看罢了,这样你就能记得一个傻女人和她的儿子。"分手前,胡兰和我握了手。我很想为我们这些年来的争吵说声道歉。但我不知道怎么说好。于是我说,"我想确确实实是一百颗红豆。"她马上就明白,我指的是我们离开昆明前的最后一次争吵。
胡兰摇摇头,又哭又笑,"不,或许是你对,只有五十颗,没有更多了。"
"一百。"我坚持说。
"五十,或许还要少。"她坚决地说。然后她又不好意思地加了句,"当时我们家很穷。我只得每天早上把数量不多的豆子,一五一十地数成两堆,一堆给我妹妹,一堆给自己。所以你瞧,我只是希望有一百颗豆子。"我们到了上海码头后,没有马上去看文福的父母。本来这是惯例。但因为本人一占领上海,他的父母就搬到内地去了,这样我们就得再坐一天火车才能到达他父母亲那儿。所以文福就坚持说我们应该先到我父亲家去。我知道他也在梦想我们可以住在那幢高级住宅里。他还有个打算,在上海比在小岛上更能做好生意。什么样的生意,他没说,我也没问。
"你父亲当然会要你和他住在一起,你是他的女儿嘛。"他说着,把他的空军制服套上去,我猜他是想要大家高兴看到他,一个胜利归来的战斗英雄。
我没和他争论。我也想先看到我父亲。我不想得到他的帮助,我只希望我父亲见到我会很高兴。
我们从码头上租了辆小车,直接开回去。一路上,文福独自哼着一支快乐的小调。淡若忙着看窗外的风景,他的头不停地朝各个方向转来转去,想抓住这奇怪的大城市的景象。
"妈妈,瞧!"他喊道,我见他指着一个头红布的印度人,在给来往车辆打手势。我小时候一见这些印度通警就要哭。这是因为我父亲的一位太太告诉我,如果我不听话,她就要把我给这些"红头阿三",他们会用他们的大胡子戳我。
"不要怕,"我告诉淡若,"你见他头上戴的帽子了吗?不过是衣服起来晾晾干的。"淡若想从座位上爬起来看得更清楚点。
"不要对孩子胡说八道。"文福说。淡若马上就爬下去了。
真不可思议,这个城市还是那么忙碌那么拥挤,好像什么也没毁坏,什么也没改变——至少在大马路上是如此。小车和出租车喇叭呜呜作响,自行车穿梭而过,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穿着燕尾服的商人,推着装蔬菜的手拉车的农民,手拉手走路的女学生,戴着最新式的帽子、穿着跟最高的皮鞋的时髦女郎。她们知道大家都在看着她们,都在羡慕她们。当然那儿也有外国人,但是没有我记忆中那么多了,事实上,没几个。我看这些人没以前那么威风了,步子也没以前那么自信了,他们穿马路的时候很小心,现在他们明白这个世界不会停下来让他们慢慢走。
车子离我父亲的住宅越来越近了,我竭力想,我怎么把我的婚姻状况以及为什么我必须离婚的原因告诉他。
我强迫自己又一次想起发生在怡苦身上的事。"父亲,"我要哭着告诉他,"他说即使她死了,他也管不着。他就这样让她死了!"我想起文福怎样把我的陪嫁钱赌光的。"当他从我这里再也偷不到钱后,他就把我的身体当本钱,他笑着告诉那些男人,要是他失踪了,随便哪个都可以和我睡觉!"我想起那么多个晚上,他在和别的女人睡过觉后,又来折腾我的身体,"他还把一个女人带到我们的上来,叫我看。当然,我没看,但我不能捂住我的耳朵。"越想起这些往事,我的呼就越快,仇恨充了我的膛。我父亲怎么会拒绝帮我的忙呢?他当然会帮我的!哪个家庭会要这么一个可恶的女婿?——没有情,没有道德,没有廉。这就是我在到达巨鹿路我父亲家时的想法。但我没考虑到这一点:如果我的生活在这八年中有了那么大的变化,那么也许我父亲也同样。
我一穿过门廊,马上就发现这屋子出奇地静。朝外的百叶窗关得紧紧的,好像整个冬天都一直关着似的。可现在才九月呀,天气还相当热呢。
"这么大的房子,谁住在这儿呀?"淡若问。
"安静。"文福说。
因为我对我父亲的屋子不是很悉,也没注意到其他的变化,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前门破了,随便修了一下。院子里的扶梯已经塌下来了,然后又改了个方向。屋子下部的墙壁很匆忙地重新油漆了一下,彩与原先的很不协调。下面的百叶窗已经破了,还没有换过。
等了很久,才有一个佣人出来开门。她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们,我赶紧告诉她我们是江少炎的女儿、女婿和外孙。
"阿姨。"我客气地叫她,因为我不知道这佣人在家中的地位,"我是来看我父亲的。"这女人长得矮小肥胖,年纪已经不轻,穿一件普通的工作服,看上去一点也不像那种替大户人家看门的佣人,倒是更像那种没人见的时候扫垃圾的清洁工。
"哦!"她说,"请进!请进!"但她没有叫一个管家出来接我们,而是自己把我带到我父亲的书房里了,我见父亲坐在黑暗中,两眼茫然地凝视着前面。
我父亲从安乐椅上转过身来。他的目光从我身上,从谈若身上移到文福身上。他一边的眉立刻抬起来了,但不是出于高兴,而是出于恐惧,就像一个被抓获的人。他很快从椅子上站起来,我见他的背驼了。呵,这八年来,他老了这么多!我等他我们,但他一言不发。他只是盯住文福不放。
"父亲。"我终于喊道。我捅捅淡若的胳膊,他向前走了一步,轻声说,"外公,您好。"我父亲很快看了看淡若,然后又看看我,然后又看看文福,然后再看看我。他的眉又恢复了原状。他脸上出放心的表情,然后又坐了下去,让他的身体重重地埋在椅子里。
"你收到我的信了吗?这是你的外孙,已经五岁了。"我父亲用一只手遮住脸,什么也没说。我怕得不敢再说别的话了。但是我心里在想,有人死了吗?另外人到哪儿去了?
但这时那个佣人轻轻地来叫我们了,"过来,过来。你父亲需要休息。"我们一离开房间,她就用一种讨好我的口气大声说起来了,"你们肯定累坏了吧。到这儿来,喝点茶。"她转向淡若,"你怎么样,小家伙?肚子饿了吧,想吃东西了吧?"我们进了一个大客厅。当年我就是坐在这儿,听老阿婶和新阿婶来请求我父亲同意我和文福的婚事的。只不过现在沙发和窗帘已经退,墙纸已经剥落,角落里积了灰尘。佣人想必是看出了我脸上惊讶的神情和文福皱眉的样子。她冲上前去,拍了几下沙发靠垫,把灰尘掸到了空中。"别的事情一大堆,我忙得照料不过来。"她说着笑了笑,顺手用袖子掸去桌子上的灰尘。
"没关系,没关系,"我说,"毕竟,大家都吃够了战的苦。情况不一样了,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佣人看上去很高兴,"是呀,是呀,谁说不是呢?"我们又打量着七八糟的房间。
"另外人上哪儿去了?"文福忍不住问道。
"她们怎么样?"我说,"三妈,五妈——她们身体可好?"
"好的,好的,"佣人咧开大嘴笑着说,"身子骨硬朗着哩。不过这会儿她们不在,看朋友去了。"然后她又看看文福,紧张起来。"可我说不准她们上哪儿了,"她很快又解释说,"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我不过是个笨老太婆,脑子糊涂了,记不清事了。"然后她又笑起来,希望得到我们的同情。
所以你瞧,我们的回家真是奇怪得很。第一天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能猜想是战争使我父亲变得像他住的屋子那样破败了。直到第二天上午,文福出去看朋友,我才得知我家的新情况,为什么我父亲见到文福的国民制服会那么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