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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不听呢我觉得吕梅他们不会这么快吧”韩对此事到惊讶。

“哼，冯凯和季悦早就这样了。”我不以为然地说。

“啊！”韩瞪大眼睛，仿佛听到的是天方夜谭“你怎么知道的？”

“我当然是听冯凯自己说的。”冯凯、郑勇是我高中时期亲密无间的好朋友，我们无话不说，只是他们对我考入北糯笊愿蟹呖，因为他俩和他们的女朋友都考进了海淀区的一所走读大学。

我的话刺到韩，她又一句话不说了，只顾低头走路。

“怎么了？”我问她。

“没事儿。”她从自己的思考中醒悟，抬起头说“我们怎么办。”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和他们一样也行，不想同合污也可以。”

“我是怕…”

“怕什么？”

“算了，不说了，你赶紧送我回家吧！”韩拉着我快速向公共汽车站走去。

我明白韩所说的“怕”指的是什么…我们对明天没有把握，不能把握自己，更不能把握别人。

第一次和周舟做*的时候，出现一个有趣的曲。当时，我去子，把它扔向一旁的架子鼓，钥匙从兜里跌落出来，正好砸到吊镲上，发出“嚓”的一声，像是为我们准备进行的事情打奏出开场序曲。

第二次和周舟做*的时候，我们在上并肩而坐，拥抱着亲吻，我的手慢慢伸到周舟衣服的里层，抚摸她冰凉的肌肤。我慢慢倾倒身体，将周舟于身下。

突然，我想起一件事情，便站起身，走到架子鼓前，敲了两下镲片。

“你这是干什么？”周舟问我。

“我们第一次的时候，钥匙砸在上面，响了一声，现在我们是第二次，我要让它响两下，以此类推，看它究竟能响到多少下。”我扔下鼓锤，又回到周舟身边。

这件事情做得真是多此一举，一年以后，当我和周舟来到这里行事之前，我都要拿着鼓锤敲上好半天，周舟自己坐在上，用手捂住耳朵，说:“吵死了！”再后来，事情发展到更为严重的地步，我用一只手已经无法应付那么多下了，只好两只手轮番上阵，直到敲出的声响符合我们这次的数目。

敲完相应下镲后，我垂下双手，完全没有了力气和兴趣，周舟坐在一旁匪夷所思地瞧着我说:“白敲了吧！”这个暑假，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世界，忘记自己的身份，忘记自己身负跨时代的大学生、首都未来建设者的重任，将一切不合实际的和被强加于身的称谓统统抛至九霄云外，沉浸在自己的喜怒哀乐中。

暑假结束的前几天，乐队暂时停止排练，大家稍作休息，准备接下一个苦闷学期的开始。

我和杨决定利用这几天出去转转，听说某地有批发打口带的商贩，价格合理，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坐上开往那里的火车。

我所说的这个地方距离北京并不远，只有二百公里左右，归河北省所属，是一个以贩卖廉价商品著称的小镇，这里聚集了全国各地的假冒伪劣商品，其市场混程度引了无数不法商贩来此经营，打口带属于非法音像制品，在这里得以盛行亦在情理之中。

火车上的人并不多，杨上了车倒头便睡，我也本想睡一会儿，无奈杨在睡觉前嘱咐我说:“第一，看好咱们的东西；第二，盯着点儿，别坐过站。”既然杨率先使用了两人中只有一个人可以睡觉的权利，我只好履行两个人中必有一个人时刻保持头脑清醒的义务，看着杨坐在对面悠然地闭上眼睛。

我身旁坐着一名四十多岁的男子，他一上车便主动跟我搭话，我本以为可以此消磨旅途的乏味，但同他聊天实在乏味，他始终在吹嘘自己去过很多地方，北至承德，南到保定（瞧这几个地方，始终没出河北），于是我便将目光转向窗外，不再理他。但这并没有结束他做出让我更加厌烦的事情，他在受到我的冷落后，竟然自己唱起歌来，毫不顾及我的受，几乎唱遍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所有免费歌曲，让我身心备受摧残，这绝对是对我意志力的一个大考验。从他嘴中唱出的歌曲全是一个调儿，音高在他嘴里仅体现在声音的大小上，而且还略带港台腔地把“东方之珠，我的人”唱成“东方滋珠，我爹”给我觉他吃过鸟屎，糊了一嘴。最后，此人在一曲《亚洲雄风》后结束义演，不知是出于弹尽粮绝还是因为我这个惟一的听众在忍无可忍下，不再在乎他的自尊，说了一句:“真恶心。”火车到站，我叫醒杨。下了火车，我们询问了车站的工作人员，返回北京的火车将于下午5点钟从此经过，仅此一趟。

我们走出车站，眼前一小片空旷地带停着几辆“摩的”我们走上前去，问其中一位司机去那座易市场怎么走，这位师傅伸出胳膊指着远处比划了半天，我们还是不明白，索坐上他的车，随他前往。

司机问来此做什么，我们告诉他此行的目的，他说批发打口磁带的人不在易市场，买卖全部在村中民房进行，我们说那就进村子，于是司机调转车头，带着我们向另一个方向驶去。

“摩的”停在村中的一片民房前，一条黄大狼狗拴在树上狂吠不止，我们给了司机三块钱，他开着车子扬长而去“摩的”尾部“嘟嘟”地冒出黑烟。

进了村子，我们走进一个敞开大门的院子，一个中年男子正光着膀子捧着一大碗面条“唏哩吐噜”地吃着，他看见我们，问道:“找谁儿？”我们问:“你知道哪儿有批发打口带的吗？”中年男子摇摇头说:“不知道。”我和杨转身离去，他叫住我们:“哎！要大黄吗？

“大黄？”我以为他指的是那条拴在树上的大黄狗。

“就是黄片儿，特清楚。”

“不要。”我们出了院子，沿着狭窄的土路继续前行，全村的院门紧闭着，里面仿佛发生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拐过土路，面走来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娘，她问我们:“你们是干啥的？”

“我们想买点儿打口磁带。”

“你俩跟我来。”大娘在前面引路，我们跟在后面。

大娘把我们带到另一座院门前，弯从石头底下摸出一把钥匙，打开门“你们是不是要这些东西？”她指着院落墙角的那堆纸箱子说。

我和杨走过去，掀开纸箱一看，成百上千盘封面各异的打口磁带推积在里面，我说:“没错，就是它！”大娘说一个外地人租她的房子没给钱就跑了，这些东西是那个人仓促逃跑遗落下来的。我们问大娘打算怎么处理，大娘说:“俺啥玩艺儿也不懂，这些破烂也不值几个钱，你俩想要就搬走吧！”我们听后分外高兴，当即掏出50块钱给大妈，以示谢。

大妈接过钱说:“这多不好意思，要不你俩拿点葡萄走吧，俺家自个种的，可甜了。”说完，大妈走进屋子，拎出两大塑料袋葡萄。

我和杨雇了一辆“摩的”将那一箱打口带拉到火车站，办了托运手续，然后又坐着“摩的”去逛那座闻名遐迩的易市场。我们一边看着千奇百怪的商品，一边吃着大娘送给的葡萄，吃完两袋葡萄已是四点半，于是赶往火车站。

由于我和杨吃葡萄采用的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的方法，所以当我们上了火车后，便觉肚子隐隐作痛，我俩轮番上阵，在回到北京的这段时间里，强行霸占了我们那节车厢的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