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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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中，叶盛兰也是温文尔雅，一表人才，只是他眼睛近视。别看他的台上眼神好，那是表演，在做戏。在台下，因为高度近视，人、同事从身边过，他因为分辨不出而未打招呼，无形中得罪了人。后经朋友劝导，他才配了眼镜。这样，得罪人的事就没有再发生了。

一次，齐崧先生在上海飞达西餐厅吃午茶，巧遇叶盛兰。飞达当时是上海有名的饮茶胜地，也是文人荟萃之所，和天津的起士林差不多。每至下午四点左右，宾客常，仕女如云，后至者须站班等候。叶盛兰正陪着两位小姐，看见齐崧便起身过来招呼。齐崧遂问他住在哪里，是否和三哥（盛章）在一起。

叶盛兰答:“我没有一定的落脚的地方，有约最好是到‘黄金’后台见面。”见他说话时略带忸怩之，心里明白的齐崧自不多问。望望那边的女士，齐又问:“那两位小姐是新还是旧友？”叶笑着说:“我们刚认识不久。”

“听说你的女朋友多得很呢，每天换一个都来不及，可有此话？”叶盛兰红了脸，笑答:“七爷（即齐崧），怎么您也会开玩笑了。每天我连吃饭睡觉的时候都没有，哪儿还有空儿女朋友呀！”齐崧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少认识几个，就有工夫吃饭睡觉了。”总之，成名于三四十年代的叶盛兰也是吃喝玩乐的内行。在这方面，像他这样的新生代和上一代艺人有所不同。上一代名伶多少秉承了古代名士寄情花木、把玩金石、收藏书画古董等雅癖。而他们这一代，则以一半正经、一半玩赏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一切了。除了打牌、下烟馆，他们还穿洋服，喝咖啡，近女，去舞厅，骑大马，牵洋狗，雪茄。这种“资产阶级情调”和市民文化的洋场特征也叫随势而变吧！因那个时候，正是中国社会的殖民化时期。他们非但不讳言物质望，且极能适应现代物质文化之。上海小报说“叶盛兰是台下台下，都有名角风度”其实不单是他，很多的公子、阔少、文人、名伶都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台上风，台下也风。某些颓唐行为当然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但在世俗社会里仍视为正常，而并非堕落。只要你接触的艺人多了，就会知道:在其放形骸的内里，也有着传统道德的支撑。

记得2006年画家陈逸飞猝死，网上及传媒刊出一些指责其“追逐金钱、更换女友、贪图享受”的文章和帖子。接着，我很快读到陈丹青撰写的追忆这位昔之友的长文。陈丹青态度温和，行文平缓，一改以往骁野凌厉、头角峥嵘的风格，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人与自由的深刻理解和向往。他说（大意）:对陈逸飞的侧目与非难，一方面是少见多怪；另一方面则事属当然。因为那些所谓的指责对一个功名既就的艺术家而言，实在是司空见惯。出入衣香鬓影，偕从三教九，一生至死，便是“公开展示的存在”这段话针对的是21世纪的名，我想，它同样也适用于二十世纪的名伶。但他们无论怎么个风玩法，即使一掷千金，也不是公款消费。

叶盛兰二十二岁时，名成业就，经父母主张结婚，夫人刘氏，家中经营钟表。夫情笃，生二女二男。人谓“盛兰少年得志，财子禄四者皆备。”命运向他出笑脸，过上这样的好子，所以，他曾对朋友说:“我以为今后的前途没有什么坎坷了。”梨园行重的是情分，讲的是义气。这情义二字，基本上是属于个人道德行为的范畴，但同时它又是支撑戏班得以运转的江湖规则。在社会部件失灵的特殊时刻，江湖规则似乎更保险，也更让人信得过。叶盛兰很懂得情分，很讲义气。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叶氏三兄弟（盛章、盛兰、盛长）到上海，在中国大戏院演出。按老板的“惯例”规定:戏班每月要演三期，每期十二天，演够三十六场才能拿到一个月的包银。这等于是在演足三十个晚场后，另加六场义务戏。事情已经很不合理了，戏院老板还得寸进尺，处心积虑地克扣主演以外的配角演员、乐师，以及其他舞台工作人员的收入。戏院供应的饭费也从三元降到二元。

叶盛兰火了，他对三哥盛章说:“这样可不成！人家（指戏班同行）跟咱们哥儿俩出来，指望着省吃俭用攒出几个钱儿来给家里人买点东西回去。他们这样一来，大伙儿还能剩什么钱？咱们一定得找经理分争分争（即理论理论之意，北京土话），不能让大家吃亏。”说罢，他就拉着三哥叶盛章找到经理，当面提出要把伙食费恢复到三元。

经理不答应，叶盛兰急了，冲着他说:“经理，我叶盛兰不能让大家伙儿跟着我受罪。他们都拉家带口的，出门在外，就更为不易。您不能光顾赚钱，不管我们！如果您不涨饭钱，那就对不起了，从今儿起，回戏（由于特殊情况或事故等原因，剧场临时停止演出，谓之回戏）！”见叶盛兰真气了，经理便软下来，说:“四爷，您别发火，咱慢慢商量。”叶盛兰说:“好，能商量就成。还是那句话，每人每天三块钱饭钱，少了不成。您不是怕赔钱吗？那好说，只要我和三哥多演几出拿手戏，管保您赔不了。”有了这句话，经理乐了，说:“好，好，就按四爷说的办。”义气，这叫够义气。难怪从前的同行都佩服叶四爷，说他某些地方很像梅（兰芳）老板。

据我所知，他的老师程继先过世后，叶盛兰每月必送生活费给师母，一直到为这位老人送终为止。人如浮尘，游弋世间。因有了情义，才聚聚依依、温温和和的，也才有了人。

1948年的年底，北京陷入了围城。物价飞涨，人心浮动，戏也就不好唱了。前途难测，艺人们的情绪非常低落。大家凑在一起，常以打牌消磨时间，或麻将，或扑克。那时的钞票就跟废纸差不多。手里还有几个钱，他们的赌注就改成用“黄（黄金）、白（银元）、绿（美元）”轮在各家玩，其中，也有叶家。

1948年12月13，这天下午，李少、赵荣琛一同骑自行车到叶盛兰家打牌。吃过晚饭接着打，到了11点多钟，突然一声巨响，惊天动地，把玻璃都震得嗡嗡直响。接着，电灯就灭了。叶夫人让仆妇点上煤油灯和蜡烛。不一会儿，灯又亮了。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接着打。到了凌晨一点多，再听到爆炸般的巨响，电灯再度熄灭。艺人们面面相觑，谁也没心思再打了。梨园行大多住在城南（今天的宣武区），彼此相距不远，即使徒步回家也很方便。唯有李少、赵荣琛住得远点。从前的北京，一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件事，就是关城门。他俩一路行来，发现和平门关了，前门关了，崇文门关了…看来这是要出大事了。艺人们这下心里真慌了，每个人都在各自掂量，叶氏家族掂量的结果是等待。

1949年以后，叶盛兰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今后生存方式的选择。戏是要唱的，但各自单挑独唱的情形，已很难维持。经过一番的东飘西和左思右想，再经过五弟叶盛长的现场说法，他选择了“国营”1951年，叶盛兰参加了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实验京剧团。而那时，他领衔的戏班育化社并未解散。足见，他多少是在“脚踏两只船”从收入上看，他在国家剧团的月工资一千三百斤小米，仅相当于他在戏班两三天的收入罢了。官方自接管政权，即对京剧名角儿有个政治与业务排队和考量。在业务方面，叶盛兰被排在一等，属于文艺一级。要论政治方面，他的排位就靠后了。在考虑收叶盛兰参加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的时候，就已充分表现出来了。当时的负责人薛恩厚说:“我们跟组织商量、请示，决定把他收进来。那时组织上对他有个估计——这个人很不老实，我们也听说过‘叶四爷’的脾气，到了剧院去一定名堂很多。于是，我和魏晨旭同志对他‘约法三章’。然后，把叶盛兰请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二楼（在南夹道六十三号），我们跟他第一次谈话的内容就是这三章。第一章是遵守我们革命的光荣传统，就是一切服从组织；第二章是要他努力学习，用今天话来说，就是努力改造自己；第三章是改革京剧。对这三章，叶盛兰连连点头称是。”政权的更迭，艺人可是见多了。他们地位卑，但都心存傲气。反正谁上台，你们都得听戏——这是艺人傲气的来由。

1949年后，戏班从艺术建制到上演剧目，统统由组织和文化行政领导机关管理起来。中央文化部成立了戏曲改进局，简称“戏改局”田汉任局长。叶氏家族上上下下，老老小小都拥护共产，在泽东领导下，艺人地位真的提高了，并坚信以后的子会越过越好。叶盛兰对未来也有着希冀和憧憬，但与此同时，他对改革传统戏曲的做法和管理剧团的方式，也有了疑问和不。出于家族背景和个人秉，他不像某些艺人那么积极地参加各项政治活动。

“富连城”出科的艺人王连平在1957年的夏天，曾这样描述:“我见老同事老朋友包括各演员，架子都放下来了。唯有叶氏兄弟（即指叶盛兰和叶盛长），尤其是叶盛兰的架子没放下来。我们经历了多少运动，老人也好，老演员也好，没有不靠拢组织的。单单叶盛兰不靠拢。”那么，从1949年到1957年，叶盛兰干了些啥？演戏。这七年间的演戏和从前唱戏一样，可也不一样。我说“一样”是指他依旧在北京的吉祥、长安等剧场演出。他唱戏，观众掏钱。我说“不一样”是指他的演出，从此成为了革命工作和政治任务。比如，他参加中国人民赴朝鲜问团到朝鲜前线演出，头顶美国飞机的轰炸扫，来往于林弹雨之中。又如，将一出戏改成一个节目，到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节上去表演。这在1949年前是没有的事儿。他还作为国家剧院的名演员出席周恩来总理举办的国宴，这在1949年前也是没有的事儿。

叶盛兰命运的大转折，发生在1957年夏季。

5月下旬，父母派人与叶氏兄弟联络，动员他们加入中国农工民主。27，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叶盛长表示自己很愿意参加，并同时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希望章伯钧能直接和四哥叶盛兰见面。一是能否在中国京剧院建立民主派的支部。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因为自己实在不出身，当下午便让李健生赶来和叶氏兄弟见面。

6月5，由叶恭绰、李伯球、李健生、李万等主持的戏曲界整风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了，后来，不顾牙痛的父亲和农工中央副主席黄琪翔也赶来参加。

在座谈会上，叶盛兰第一个发言。他说，梅兰芳虽是中国京剧院院长，但实际上是有职无权，马少波等政干部独揽大权，不懂装懂。京剧院的矛盾重重，工作一团糟。造成这样的情况，的领导机构要负责。他的发言，更多地集中在戏曲改革的方向问题上。他说:中国京剧院的剧目是照着延安的《三打祝家庄》的路子搞，还是应该保持京剧原有的风貌？有一个剧种演《白女》就行了，不能叫所有剧种都唱《白女》。

宴罢，叶盛兰等人决定去叶盛长家小憩。初夏的夜晚，老树婆娑，柳丝低垂，峨峨墙城阙隐约于苍烟暮霭之中。心情颇好的叶盛兰叹道:“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痛快的一天。”三天后，6月8《人民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只与章伯钧谈了一次话、吃了一顿饭的叶盛兰，连参加中国农工民主的申请表还没来得及填写，即成为中国戏曲界仅次于张伯驹、吴祖光的右派分子，成为章伯钧伸向中国京剧界的”罪恶黑手“。

祸之来临，疾如迅雷。

批判叶盛兰的大会，每次都是组织规模盛大，有四五百人参加。从梅兰芳、欧予倩往下数，京剧名伶几乎无一缺席。中央文化部数位部级领导亲临会场。文化部一位副部长代表文化部的大会讲话，给叶盛兰定为“是戏曲界从闹个人名利走向反反社会主义的典型，京剧界里最危险的右派分子和黑暗势力和封建把头的余孽…也是比较全面的反面教员”这个定，令所有人暗自心惊。因为戴在叶盛兰头上的，就不单是右派分子的帽子了。他的罪恶，也不单是与大右派章伯钧的联系。众人皆知的“富连成”科班历史，令人羡慕的班主身份、金光灿烂的名角生涯、庞大亲密的家族关系、纷繁复杂的社会往、行之有效的江湖行规，都被制作成为政治反动、思想反动、历史反动、社会关系反动的四大，骤然打到他的身上。

我算了算，1957年的叶盛兰是四十三岁。风华正茂，比年轻有为的储先生还年轻啊，像珍稀之花，正红也正好。珍稀之花从盛开到凋零，刮一阵狂风或下一场暴雨便足够了。他是个艺人，艺人向来靠直觉、靠、靠经验观察事物并取得认识。仅从这个角度看叶盛兰“反”言行，他的见地已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叶盛兰自觉而顽强地维护中国传统艺术，并认为当时制订的“戏改”政策和举措太不合理。他说:“京剧来源于民间，它上过野台子，也进过廷，但不是什么戏都进廷。它生长和延续的土壤依旧是民间。这么些演员，能给统治者唱的又有几个人呢？观众还是人民呀！改革不能是推翻了重来，而是该改的才改，优良的何苦得动它呢？”对付叶盛兰的办法就是叫“富连城”科班的成员和叶氏家族的亲友反水背叛。

第一个表态，也不得不站出来表态的自然是梅兰芳。他是中国京剧院院长，也就是叶盛兰所说——一个“有职无权”人。梅兰芳简短的发言为“有职无权”做了批驳的解释。尽管是批判会，梅兰芳发言依旧语调温和，一口一个“盛兰、盛兰”地称呼，依旧长者气质，坚守大家风范。他特别表明自己并非“有职无权”说“凡属我院重大问题，都经过我的参与和同意。国家同时为了保持我的舞台艺术青，为了足国内外观众的要求，为了给我较充分的时间来整理我的艺术经验，才使我不过多地担负繁重的行政工作，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呢？盛兰这样讲，引起许多误会，是完全不应该的。”人的本和本，在任何时候都能显现出来，虽说这种显现有时是很隐晦的。当场，梅兰芳便难以掩饰自己批判叶氏家族的无奈，说:“对于盛兰、盛长，我们不能不和他们划清界限，给以坚决的反击。但是对于他们二人，还是要挽救…我恳切地希望他们赶紧回头。我因为有西北演出的任务，明天就要出发了。我愿意在千里之外听到你们‘子回头金不换’的好消息。”第二个必须站出来表态的是萧长华。他既属于“富连城”也属于叶氏家族亲友，还是中国戏曲学校的副校长。他本不想参加批斗叶盛兰的大会。但人家告诉他:“局长派自己的车来接您，可在外面等着呢！”能不去吗？他去了。去了还不行，他还必须讲话。他说，叶盛兰、叶盛长两个右派分子，一个挂帅，一个急先锋，要篡夺京剧院的领导，把共产赶走，恢复旧戏班…提到“富连成”和叶善，他声音哽咽，不觉泪下，责怪叶氏弟兄不忠不孝，埋怨自己怎么不早一点死呢！他一再规劝道:“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是要知过就改。走错了道儿，及早回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快上救生船吧！你们已然一身泥了，里外好好洗洗吧。好好代过去，也好叫我那死去的叶二哥（指叶善）在九泉之下瞑目长眠。”萧长华的发言充对英才败落的痛惜，这痛之声、惜之情，动了许多人。

一个既是“富连成”科班出身，又与叶家有亲戚关系的名艺人，批判叶盛兰的会连续开了两天，头天没出席，故一上来先声明昨天的批判会未能参加是因病缺席。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谈自己与叶家的关系，他说:“在旧社会我就和叶家兄弟划清了界限，离了家庭关系。因为他们待我的妹妹。我妹妹重着身子（指怀孕）。但那是小事，今天的事大，是政治问题，我要和叶盛兰、叶盛长等人划一道新的界限。”讲到自己与“富连成”的关系，他明确地说:“我的艺术不是从‘富连成’学的，我是在我家跟我父亲学，后来又拜了余叔岩，我才有今天。”此外，他还揭发了一个事实:“鸣放”期间，叶盛兰曾说“我报仇的子到了”——话少分量足，有如当年揭发葛佩琦“喊着要杀共产”一样。

“富连成”出科的名净裘盛戎，也是必须站出来的。他的发言题目是《叶盛兰，人民在等待你回头，懂不懂？》。裘盛戎说:“还在等你，一直没有给你登报。右派分子有几个没登报的？你心中也有数。一直在团结等待，迁就你，你不懂啊！”他还以亲身经历揭发“富连成”的“罪恶”说:“我想谈谈学戏的想。我过去一天演过八出戏，在本馆子‘行戏’（行会戏的简称，指戏班为工商业、公会等行业部门的演出）、‘灯晚’（即夜戏）演了三出，又在‘堂会’演出五出。我就这样一天演了八出戏…解放后，照顾了我，教育了我。我的房子是和谭（富英）先生排了一出《将相和》后买的。这说明是给了我房子，给了我老婆孩子。”裘盛戎说的是事实。他红得晚；即使红了，也不像梅兰芳、马连良挑班，挣大钱。裘盛戎的结束语就像铜锤花验的唱腔一样扬:“张华（武丑演员）说没了京剧这个剧种，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说，没了整个戏曲界，我们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上台揭发批判的，不下数十人。从名演员到汽车司机，应有尽有。从革命老区过来的，又身为员的一位老生演员愤怒揭发叶盛兰先后拉拢杨宝森（老生演员）、李盛藻（老生演员）进剧院，以排挤打击自己的事实。他发言的另一个重点是叶盛兰在朝鲜战场问演出的表现。因为他是按照的指示要求照料叶盛兰，每打洗脸水、打洗脚水、铺、扫、找电炉子做饭。二人天天相处，寸步不离。这样他就“积累”了这方面的宝贵材料。他说“叶盛兰到朝鲜战场问演出，动机是为了个人，便于取得政治资本和更多的权力和利益。”接着，便详细罗列叶盛兰的恶劣表现:如何贪生怕死，挑肥拣瘦。想演出才演出，不想演出就不演出。志愿军开问团大会，首长献旗，他不接；请他讲话，他说肚子疼。军人们想与他合影，他也不干。别人接了旗，他又不高兴。走路不坐大卡车，非要小汽车等等。赴朝问团返回国内作总结，在候车室里，叶盛兰对自己说:“你回去问问主席，叶盛兰过了鸭绿江算不算落后？我对得起你们共产。”应该说，这位演员揭发的每个事实都是杀叶盛兰的优质子弹。

叶盛兰已经大红大紫的时候，杜近芳还是一个连自己亲生父母都不知道是谁的小姑娘。世事难料，沧海桑田。如果没有政权的更迭，他与她不会在一起；如果不建立一所国家级的京剧院（即中国京剧院），他与她不会在一起；如果他不参加这个国家级京剧院，他与她不会在一起；如果他不是小生，她不是旦角，他与她不会在一起。但是，他与她在一起了，而且是几十年地在一起——一起在中国京剧院唱戏，一起唱生旦戏，一起唱才子佳人戏。他演吕布的话，她就是貂蝉；她演白娘子的话，他就是许仙；她演李香君，他就是侯朝宗；她演陈妙常，他就是潘必正；他演梁山伯，她就是祝英台。总之在古代题材的戏里，他们是相的一对。即使在现代戏《白女》里，他们也还是相的一对，一个演喜儿，一个扮大。其实，他们之间的纠葛也像一本大戏“大戏”里有深深的情，也有多多的恨。

京剧界的人都知道，旦行演员是非常多的，优秀的旦角演员也不在少数。要不然，怎么一下就齐刷刷地有了“四大名旦”（即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后来，又齐刷刷地有了四小名旦（即李世芳、世来、张君秋、宋德珠）呢？可要找上个好小生演员，那就难了。京剧界直到现在都在闹“小生荒”所以，杜近芳进了中国京剧院，能遇上叶盛兰，那是她的造化。从此，杜近芳的表演因有“中国第一小生”的同台、配合与提携，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层面、新的境界。叶盛兰的文戏武戏，都让人产生美。扮上吕布是吕布，扮上周瑜是周瑜，决不雷同。与旦角合作演才子佳人戏，软点的旦角真能叫他这个俊美无比的小生给比下去。所以，自身条件很不错的杜近芳非常努力，力求在舞台上能与他楚汉对峙、旗鼓相当。杜近芳遇到表演艺术上的问题，也多向“四叔”（即叶盛兰）请教。于是，杜近芳迅速蹿红。同行都说，是叶四爷（盛兰）培养了她。那时的她，也没站出来否认这个说法。与中国第一小生长期搭档，哪个旦角演员不羡慕，连霸气十足的言慧珠都动心。

平素他与她也很亲密，俩人能说心里话。这种亲密，同行也认可。要知道:这是江湖，是戏班，不是寺庙军营。

从中国京剧院建院开始，剧院领导就组织政治学习，强调艺人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和必要。叶盛兰对此颇为反，他是我行我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说休息就休息，说生病就生病。

1952年，他们一起赴朝问演出。从朝鲜回国，叶盛兰深自己很难适应集体生活。私下里，他对杜近芳说:“我对得起共产，在这里（指中国京剧院）我受不了。”过了几天，他决定不离开中国京剧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