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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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见得？”文光不服气。

“你和爹爹划清界限，没划到底；去黑龙江建设边疆，也没建到底。”

“那时太幼稚，现在成了。”端丽还是摇头。

“你等着看。”文光说。

端丽等了不少子，见他并无什么动静，每天上下班，不高兴了就请半天病假，躺在上捧着一大堆杂志看小说。如今文学刊物如雨后笋，层出不穷，任他怎么看也看不完的。那开西餐馆的念头也许已自生自灭了。或许，这正是他成的标志？端丽心中暗暗好笑，但在内心对他倒有了一点好，觉得这些年他毕竟有过一些思考，因此也有了一些长进，尽管只停留在口头。她想起了小姑，她这十年的长进，不过是从从小姐脾气发展成了老小姐脾气，越发难。看到多多和她的男朋友走进走出，都要说几句闲话。多多完全能意识到自己的优越，索不理小娘娘，不屑于和她拌嘴。她觉得自己迟早要离开家，有一种临时观点，经常迟到，早退，旷工。端丽看不过去，有时说她:“你不去也要请个假。病假还是事假，总要有个说法。我在路上碰到你同事都不好意思说话了。”多多噎妈妈:“你自己不也不去上班？让他们把我开除好了。”端丽气得说不出话来，发现多多的脾气和十年前一样的坏了，娇纵，任，打扮。她忽然十分想念“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个下乡回来，皮肤黑黝黝，叫她“亲的妈妈”的多多。她叹了一口气，心想，这十年家里苦虽苦，情上却还是有所得的。熬出头来了，该取一些什么经验教训吧！生活难道就只是完完全全地恢复？

生活在恢复，连更早一点的谊舞会都恢复了。虽然没有舞厅，可是大学里，工厂里，机关里，甚至自己家里，都开起了舞会。文耀常常带着端丽和孩子去朋友家跳舞，有时在自己家里开。来来的复习考到了最紧张关键的阶段，他从不参加。咪咪只是坐在旁边看，土里土气地傻笑。她真土，居然还扎着两牛角辫，穿着黑布鞋。新衣服，皮鞋，她总不穿，好好地收着。多多警告她:“再不穿，式样就要过时了，想穿也穿不出去了。”她仍不穿，有点乡下人的派头，小家子气。

多多很快就学会了跳舞，但总有一些变异，肩膀、，随着节奏扭着，并觉得古典的谊舞已经足不了，年轻人都去学新式的扭摆舞。端丽这一辈人是不欣赏的。端丽的舞姿是最最古典、最最标准的，含蓄、优雅，有点懒懒的，却又是轻盈的。当她随着圆舞曲旋转时，会忘了自己四十多岁的年龄，她以为回到了大学生的舞会上，她和文耀这一对，总是舞会中心的漩涡。

每一个舞会，都是罢不能，直到深夜、凌晨才结束。人的兴奋有着惯，当这惯终于消失，随之即来的却是寂寥，这寂寥使人疲倦，疲倦得烦躁。端丽惧怕这种寂寥，因此总不愿舞会结束，而拖延得越久，则越到寂寥，疲倦也越发强烈。到后来，她简直怕人家邀请她参加舞会了。她既抵不住舞会的引力，又抵不住跳毕之后的寂寥和倦怠。真不知如何是好。

自从有了舞会以后，端丽养成了晚睡晚起的习惯，准确地说应该是恢复了这习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她都是这么着的。十点钟才起，喝一杯咖啡，两片夹心饼干当早餐。也不换衣服，只穿着睡衣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她最怕这时候来客人了，于是到房间不够用，就去找婆婆商量。

“姆妈，‘四人帮’打倒有两年了，我们再去催催房管处，把楼下的房间要回来，可以做客餐厅。现在，爹爹、文耀的朋友都来往起来了，没个客餐厅不方便啊！”

“这几天，你公公也在叨咕这件事，不晓得能不能要回来呢，下面人家不知足得很，条件提得越来越高。也不想想过去住的是草棚棚。”

“去催总比不催好吧！”公公又去催了几次，房管处迫不得已，加紧与楼下两家谈判，又过了一个月，总算谈妥，楼下人家要搬了。

端丽想起阿娘对自己的种种好处，倒有点过意不去，买了一只蛋糕，表示恭贺乔迁之喜。阿娘不接蛋糕，眼睛望着别处，冷冷地说:“还是老板有钱，住洋房，工人穷得响叮当啊！”端丽不知说什么才好，站了一会儿，把蛋糕放在已搬上卡车的一张小桌子上，上楼了。她站在三楼窗前，默默地看着一筐筐煤饼、劈柴，一件件破烂的家什搬上卡车。最后，卡车“嘟”的一声，走了。

她走下楼，推进门去。房间很干净，地板拖得发白了，墙壁用石灰刷得惨白，墙上还留着一张新崛起的电影明星的画片。他们尽自己所能保护这房子，装饰这房子。她想起阿娘说过:他们从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她又想起，当咪咪听说他们原先住草棚子，老气横秋地说:“作孽！”这时，心中升起一丝歉意，她想，现在他们搬到哪儿去了？但愿不再是棚户区。

不几天，房管处来人将两间房间打通，恢复原样。墙壁糊了贴墙布，地板上打了蜡。沙发买来了，三人的，双人的，单人的，茶几买来了，宽的、窄的、长条的；立灯、窗幔…都买来了。客餐厅重新建设起来了。

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切，都恢复了。

当端丽重新习惯了这一切的时候，她的新生却慢慢儿消失尽了。她不再到重新开始生活的幸福。这一切都给了她一种陈旧，有时她恍惚觉得她退回了十几年，可镜子里的自己却分明老了许多。于是，她惆怅，她忧郁，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觉，她自己都没有意识清楚，也不知这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觉着百无聊赖:宴会，吃腻了；舞，跳累了；逛马路，够了；买东西，烦了。她想干点什么，却没什么可干的。这会儿，她倒开始羡慕文光。文光看小说看入了，居然学着动手作起小说来。他将他没有勇气实践的一切都给小说中的东西去完成。这些东西居然发表了一二篇，还收到几个傻里傻气的中学生的来信。他越起劲了，请了长假在家里写作。多少年来苦恼着他的问题解决了，经过这么些折腾，他总算为自己找到了一点事情做，这是一桩非常适合他的事情。他不再到空虚，不再悲哀了。开始，认为他是回避，可后来也服气了，他毕竟还能想出来，并能写下来，这也是不容易的。她读过他的小说，那只是一片透明的幻想，倒也给人一种安。端丽也很想找点事来做做，她太无聊了。

在这烦闷的子里，来来的大学录取通知来了，是全国第一的重点大学。来来捧着通知的手直颤抖，半晌也没平静下来。其他人的高兴都很适当，不过分。张家并不缺少大学生，只要没有意外事故，每个人基本上都能受到大学程度的教育。到了八月底，来来要报到住校，端丽为他收拾行李。买蚊帐、买单，买箱子，买卧式的录音机，一眨眼，三百元钱就出手了。她不由想起在那动的子里，为文光、文影整理的两份行装。那时真难啊！多多把一分一分从嘴里挖出来的钱都奉献了。想起这些，端丽疲倦地地坐了下来。光是想想，也吃力，也后怕。当时自己是多么能干，多么有力量。那个能干的女人这会儿跑到哪儿去了呢？而且，究竟那个能干的女人是不是自己呢？她恍恍惚惚的，心里充了一种失的觉。她象一个负重的人突然从肩上卸下了负荷，轻松极了，轻松得能飘起来，轻松得失重了。

人生轻松过了头反会沉重起来，生活容易过了头又会艰难起来。

来来天喜地地去了学校，多多天喜地地出了嫁，家里更加冷清了。文耀见端丽闷闷不乐，以为家里客人多，送往来的太累了，便提议趁国庆三天假去杭州玩玩。端丽也以为自己是累了，想出去散散心，或许情绪能好转。她同意了，并建议带咪咪一起去。

“人都说咪咪小家子气重得很，怪我们不带她出去见世面。”

“这孩子命苦，一生下来不久就赶上‘文化大革命’，该让她多享点福。”文耀也说。

可是咪咪不愿意:“我不去，我要复习功课。这次测验，代数只得了八十分。”咪咪学习很巴结，可是也许学习方式有问题，成绩总是平平。端丽可怜她，认为她大可不必费那么大劲读书。

“功课回来也有时间复习的。你不是还没去过杭州？”

“回来又要上新课了。今年升高中要考，代数没把握考一百分，就没希望进重点中学高中。”

“进不了就不进，我们不和人家争。现在家里好了，不会让你吃苦的。”端丽说的是真心话，她觉得咪咪和来来不同，她不是个读书的料，读起来吃力不讨好，何苦拼命呢！她怜惜地抚摸着咪咪的头发“你跟着爸爸妈妈吃了不少苦，现在有条件了，好好玩玩吧！”咪咪抬起头，认真地看着妈妈:“妈妈，我们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有钱了？”

“爷爷落实政策了嘛！”

“那全都是爷爷的钱？”

“爷爷的钱，就是爸爸的钱…”端丽支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