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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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九八年一月，那个朔风野大、的清晨，法兰克降落在斐济群岛的塔弗尼岛上。一夜的雷电加，一大早马拉福植物园的园主就忙着修理电厂遭受的破坏。整个食物冷冻库皆已遭殃，于是我自愿开车到马提去接几个新来的客人，他们从纳地搭机，预定在今天早上抵达这个“国际期变更线”的小岛。安吉拉和乔肯？凯斯对我的提议不尽，乔肯还说，在危机之中，你总是可以信赖英国人。

这个严肃的挪威人一踏进我的陆虎越野车，我便注意到他。大约四十开外的年纪，中等身材，和大多数北欧人一样好看，但他有着褐的眼睛，头发显得有点垂头丧气。他自称法兰克？安德森，我还记得自己在心里偷笑着，或许他就是那种少见的品种，终其一生叹着自己的生存缺乏神与永恒，而被彻骨的悲伤得透不过气来。这个假设在那天晚上更显得牢不可破，因为我知道他是个进化论生物学家。对那些有忧郁倾向的人来说，进化生物学实在难以令人容采焕发。

我在克罗伊登家中的书桌上，有张寄自巴罗纳的风景明信片，它已经皱成一团，期是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六。上面的图案是高地未完成的大教堂沙雕——神圣的家庭，明信片背面写道:法兰克吾:我将在周二抵达奥斯陆。但我绝不孤独。如今一切都不一样了。你得打起神来。别打电话给我！我要在话语干扰我们之前，先觉你的身体。你还记得神奇不老药吗？不久你就可以尝到一点。有时候我觉得好害怕。我们能做些什么，好让自己妥协于短暂的生命之中呢？

你的薇拉有一天下午，法兰克和我坐在马拉福的酒吧里，各自捧着一杯啤酒，他让我看这张印着那许多尖塔的明信片。当时我正告诉他，几年前我失去了席拉，他静静坐了许久，才打开他的皮夹，取出一张折叠起来的明信片，将它摊开在我们面前的桌上。上面印的问候语是西班牙文，不过这位挪威人为我逐字翻译，仿佛他需要我的帮忙，才能够抓住自己翻译出来的意义。

“薇拉是什么人？”我问“你太太吗？”他点点头。

“我们在八o年代末期，在西班牙认识。几个月之后，我们便一起住在奥斯陆。”

“但是结果不好？”他摇摇头，又点点头:“十年后她搬回巴罗纳。那是去年秋天的事。”

“薇拉并不是典型的西班牙名字，”我说。

“应该像卡达兰之类的。”

“薇拉是安达路西亚的一个小镇的名字，”他说。

“据她家人的说法，薇拉的母亲在那里怀了她。”我俯身瞧着明信片。

“所以她到巴罗纳探望她的家人？”他又摇了摇头。

“她在那里几个星期，是为了博士论文的口试。”

“真的啊？”

“写的是离开非洲移民他处的人类。薇拉是个古生物学家。”

“她带了谁去奥斯陆？”我询问道。

他低头凝视着手中的杯子。

“桑妮亚。”这是全部的回答。

“桑妮亚？”

“我们的女儿。桑妮亚。”

“所以你们有个女儿啰？”他指着明信片。

“我就是从这明信片上知道她怀孕了。”

“是你的孩子？”我看见他全身一阵痉挛。

“是啊，我的孩子。”我猜是在某个时候，情况变得很糟。我试着拼凑出原形，但还有几个线索要调查。

“这个你会尝到一点的‘神奇不老药’又是什么？听起来真是人得要命。”他迟疑片刻，然后将所有的东西推到一边，带着一抹近乎羞涩的微笑。

“没什么，这实在太蠢了，”他说。

“那只是薇拉自己异想天开的结果。”我不相信他。我猜那是法兰克和薇拉异想天开的结果。

我向酒保要了另一杯啤酒，法兰克却几乎没碰他的啤酒。

“继续。”我说。

他又说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