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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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十九年，为京兆尹，卿及兼官如故。寻封嗣道王。自为京尹，恃宠强愎，不顾文法，人皆侧目。二十年夏旱，关中大歉，实为政猛暴，方务聚敛进奉，以固恩顾，百姓所诉，一不介意。因入对，德宗问人疾苦，实奏曰:“今年虽旱，谷田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无告，乃彻屋瓦木，卖麦苗以供赋敛。优人成辅端因戏作语，为秦民艰苦之状云:“秦城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田园，一顷麦苗五硕米，三间堂屋二千钱。”凡如此语有数十篇。实闻之怒，言辅端诽谤国政，德宗遽令决杀，当时言者曰:“瞽诵箴谏，取其诙谐以托讽谏，优伶旧事也。设谤木，采刍荛，本达下情，存讽议，辅端不可加罪。”德宗亦深悔，京师无不切齿以怒实。

故事，府官避台官。实常遇侍御史王播于道，实不肯避，导从如常。播诘其从者，实怒，奏播为三原令，谢之，庭诟之。陵轹公卿百执事，随其喜怒，诬奏迁逐者相继，朝士畏而恶之。又诬奏万年令李众，贬虔州司马，奏虞部员外郎房启代众，升黜如其意，怙势之，謷然在眉睫间。故事，吏部将奏科目，奥密，朝官不通书问，而实身诣选曹迫赵宗儒，且以势恐之。前岁，权德舆为礼部侍郎，实托私荐士，不能如意，后遂大录二十人迫德舆曰:“可依此第之；不尔，必出外官，悔无及也。”德舆虽不从，然颇惧其诬奏。

二十一年，有诏蠲畿内逋租，实违诏征之，百姓大困，官吏多遭笞罚，剥割掊敛，聚钱三十万贯，胥吏或犯者，即按之。有乞丐丝发固死；无者，且曰“死亦不屈”亦杖杀之。京帅贵同苦其暴。顺宗在谅逾月，实毙人于府者十数，遂议逐之，乃贬通州长史。制出，市人皆袖瓦石投其首；实知之，由月营门自苑西出，人人相贺。后遇赦量移虢州，在道卒。

韦执谊者，京兆人。父浼，官卑。执谊幼聪俊有才，进士擢第，应制策高等，拜右拾遗，召入翰林为学士，年才二十余。德宗尤宠异，相与唱和歌诗，与裴延龄、韦渠牟等出入中，略备顾问。德宗载诞，皇太子献佛像，德宗命执谊为画像赞，上令太子赐执谊缣以酬之。执谊至东谢太子，卒然无以藉言，太子因曰:“学士知王叔文乎？彼伟才也。”执谊因是与叔文甚密。俄丁母忧，服阕，起为南郎。德宗时，召入中。

初，贞元十九年，补阙张正一因上书言事得召见，王仲舒、韦成季、刘伯刍、裴茝、常仲孺、吕等以尝同官相善，以正一得召见，偕往贺之。或告执谊曰:“正一等上疏论君与王叔文朋事。”执谊信然之，因召对，奏曰:“韦成季等朋聚觊望。”德宗令金吾伺之，得其相过从饮食数度，于是尽逐成季等六七人，当时莫测其由。

及顺宗即位，久疾不任朝政，王叔文用事，乃用执谊为宰相，乃自朝议郎、吏部郎中、骑都尉赐绯鱼袋，授尚书左丞、同平章事，仍赐金紫。叔文专政，故令执谊为宰相于外，己自专于内。执谊既为叔文引用，不敢负情，然迫于公议，时时立异，密令人谢叔文曰:“不敢负约为异，共成国家之事故也。”叔文诟怒，遂成仇怨；执谊既因之得位，亦矛盾掩其迹。及宪宗受内禅，王伾、王叔文徒并逐，尚以执谊是宰相杜黄裳之婿，故数月后贬崖州司户。初，执谊自卑官，常忌讳不人言岭南州县名。为郎官时，尝与同舍诣职方观图，每至岭南州，执谊遽命去之，闭目不视。及拜相，还所坐堂，见北壁有图，不就省，七八，试观之，乃崖州图也，以为不祥，甚恶之，不敢出口。及坐叔文之贬，果往崖州，卒于贬所。

王叔文者，越州山人也。以棋待诏，知书，好言理道。德宗令直东。太子尝与侍读论政道，因言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见上，当极言之。”诸生称赞其美，叔文独无言。罢坐，太子谓叔文曰:“向论市，君独无言何也”？叔文曰:“皇太子之事上也，视膳问安之外，不合辄预外事。陛下在位岁久，如小人离间，谓殿下收取人情，则安能自解？”太子谢之曰:“苟无先生，安得闻此言？”由是重之，中之事，倚之裁决。每对太子言，则曰:“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用之。”密结当代知名之士而侥幸速进者，与韦执谊、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十数人，定为死；而凌准，程异，又因其以进；籓镇侯伯，亦有行赂遗请者。

德宗崩，已宣遗诏，时上寝疾久，不复关庶政，深居施帘帷，阉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议，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常谕上属意叔文，中诸黄门稍稍知之。其，召自右银台门，居于翰林，为学士。叔文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请用为宰相。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转相结构。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宣于中书，俾执谊承奏于外。与韩泰、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韩晔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僴然自得，谓天下无人。

叔文时，每言钱谷为国大本，将可以盈缩兵赋，可柄市士。叔文初入翰林，自苏州司功为起居郎，俄兼充度支、盐铁副使，以杜佑领使，其实成于叔文。数月，转尚书户部侍郎，领使、学士如故。内官俱文珍恶其权，乃削去学士之职。制出，叔文大骇，谓人曰:“叔文须时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带此职，无由入内。”王伾为之论请，乃许三、五一入翰林，竟削内职。叔文始入内廷，构密命，机形不见，因腾口善恶进退之。人未窥其本，信为奇才。及司两使利柄，齿于外朝，愚智同曰:“城狐山鬼，必夜号窟居以祸福人，亦神而畏之；一旦昼出路驰，无能必矣。”叔文在省署，不复举其职事，引其与窃语，谋夺内官兵柄，乃以故将范希朝统京西北诸镇行营兵马使，韩泰副之。初，中人尚未悟，会边上诸将各以状辞中尉，且言方属希朝，中人始悟兵柄为叔文所夺，中尉乃止诸镇无以兵马入。希朝、韩泰已至奉天，诸将不至，乃还。无几，叔文母死。前一，叔文置酒馔于翰林院，宴诸学士及内官李忠言、俱文珍、刘光奇等。中饮，叔文白诸人曰:“叔文母疾病，比来尽心戮力为国家事，不避好恶难易者，以报圣人之重知也。若一去此职，百谤斯至，谁肯助叔文一言者，望诸君开怀见察。”又曰:“羊士谔非毁叔文，杖杀之，而韦执谊懦不遂。叔文生平不识刘辟，乃以韦皋意求领三川，辟排门相干，执叔文手，岂非凶人耶！叔文已令扫木场，将斩之，韦执谊苦执不可。叔文无以对。

叔文未立皇太子。顺宗既久疾未平，群臣中外请立太子，既而诏下立广陵王为太子，天下皆悦；叔文独有忧，而不敢言其事，但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末句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襟。”因歔欷泣下，人皆窃笑之。皇太子监国，贬为渝州司户，明年诛之。

王伾，杭州人。始为翰林侍书待诏，累迁至正议大夫、殿中丞、皇太子侍书。顺宗即位，迁左散骑常侍，依前翰林待诏。

伾阘茸，不如叔文，唯招贿赂，无大志，貌寝陋，吴语，素为太子之所亵狎；而叔文颇任气自许，知书，好言事，顺宗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无间。叔文入止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见李忠言、牛昭容等。然各有所主:伾主往来传授；王叔文主决断；韦执谊为文诰；刘禹锡、陈谏、韩晔、韩泰、柳宗元、房启、凌准等谋议唱和，采听外事。而伾与叔文及诸朋之门，车马填凑，而伾门尤盛，珍玩赂遗，岁时不绝。室中为无门大柜，唯开一窍，足以受物，以藏金宝，其或寝卧于上。与叔文同贬开州司马。

王叔文最所重者，李景俭、吕温。叔文用事时，景俭居丧于东都；吕温使吐蕃，留半岁，叔文败方归。陆质为皇太子侍读，寻卒。

伾、叔文既逐，诏贬其韩晔饶州司马，韩泰虔州司马，陈谏台州司马，柳宗元永州司马，刘禹锡朗州司马，凌准连州司马，程异郴州司马，韦执谊崖州司马。

韩晔，宰相滉之族子，有俊才，依附韦执谊，累迁尚书司封郎中。叔文败，贬池州刺史，寻改饶州司马，量移汀州刺史，又转永州卒。

陈谏至叔文败，已出为河中少尹，自台州司马量移封州刺史，转通州卒。

凌准，贞元二十年自浙东观察判官、侍御史召入，王叔文与准有旧，引用为翰林学士，转员外郎。坐叔文贬连州。准有史学，尚古文，撰《邠志》二卷。

韩泰，贞元中累迁至户部郎中，王叔文用为范希朝神策行营节度行军司马。泰最有筹画，能决事，深为伾、叔文之所重，坐贬，自虔州司马量移漳州刺史，迁郴州。

柳宗元、刘禹锡自有传。

程异，京兆长安人。尝侍父疾，乡里以孝悌称。明经及第，释褐扬州海陵主簿。登《开元礼》科，授华州郑县尉。于吏职，剖判无滞。杜确刺同州，帅河中，皆从为宾佐。

贞元末，擢授监察御史，迁虞部员外郎，充盐铁转运、扬子院留后。时王叔文用事，由迳放利者皆附之，异亦被引用。叔文败，坐贬岳州刺史，改郴州司马。元和初，盐铁使李巽荐异晓达钱谷，请弃瑕录用，擢为侍御史，复为扬子留后，累检校兵部郎中、淮南等五道两税使。异自悔前非，厉己竭节，江淮钱谷之弊，多所铲革。入为太府少卿、太卿，转卫尉卿，兼御史中丞，充盐铁转运副使。

时淮西用兵，国用不足，异使江表以调征赋，且讽有土者以饶羡入贡，至则不剥下，不浚财，经费以赢，人颇便之。由是专领盐铁转运使、兼御史大夫。十三年九月，转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领使如故。议者以异起钱谷吏，一旦位冠百僚，人情大为不可。异自知叨据，以谦逊自牧，月余，不敢知印秉笔。异知西北边军政不理，建议置巡边使，上问谁可使者，异请自行。议未决，无疾而卒，元和十四年四月也。赠左仆，谥曰恭。异廉约，殁官第，家无余财，人士多之。

皇甫镈，安定朝那人。祖邻几，汝州刺史。父愉，常州刺史。镈贞元初登进士第，登贤良文学制科，授监察御史。丁母忧，免丧，坐居丧时薄游，除詹事府司直。转吏部员外郎、判南曹，凡三年，颇钤制吏。改吏部郎中，三迁司农卿、兼御史中丞，赐金紫，判度支，俄拜户部侍郎。时方讨淮西，切于馈运，镈勾剥严急，储供办集，益承宠遇，加兼御史大夫。

十三年，与盐铁使程异同以本官同平章事，领使如故。镈虽有吏才，素无公望，特以聚敛媚上，刻削希恩。诏书既下，物情骇异，至于贾贩无识，亦相嗤诮。宰相崔群、裴度以物议上闻，宪宗怒而不听。度上疏乞罢知政事，因论之曰:臣昨于延英陈乞，伏奉圣旨，未遂愚衷。窃以上古明王圣帝，致理兴化，虽由元首，亦在股肱。所以述尧、舜之道，则言稷、契、皋、夔；纪太宗、玄宗之德，则言房、杜、姚、宋。自古至今，未有不任辅弼而能独理天下者。况今天下，异于十年已前，方驱驾文武，廓清寇，建升平之业，十已得八九。然华夏安否，系于朝廷，朝廷轻重，在于宰相。如臣驽钝，夙夜战兢，常以为上有圣君，下无贤臣，不能增月之明，广天地之德。遂使每事皆劳圣心，所以平贼安人，费力如此，实由臣辈不称所职。方期陛下博采物议，旁求人望，致之辅弼，责之化成；而乃忽取微人，列于重地，始则殿庭班列，相与惊骇，次则街衢市肆，相与笑呼。伏计远近闻，与京师无异。何者？天子如堂，宰臣如陛，陛高则堂高，陛卑则堂不得高矣，宰臣失人，则天子不得尊矣。

伏以陛下睿哲文明，唯在所授，凡所阅视，达无遗。所以比来选任宰相，纵道不周物，才不济时，公望所归，皆有可取。况皇甫镈自掌财赋，唯事割剥，以苛为察，以刻为明。自京北、京西城镇及百司并远近州府，应是仰给度支之处，无不苦口切齿，愿食其；犹赖臣等每加劝诫，或为奏论，庶事之中，抑令通济。比者淮西诸军粮料，所破五成钱，其实只与一成、两成，士卒怨怒，皆离叛。臣到行营，方且喻，直其迁延不进，供军渐难，俱能前行，必有优赏，以此约定，然后切勒供军官，且支九月一两成已上钱，俱容努力，方将小安，不然必有溃散。今旧兵悉向淄青讨伐，忽闻此人入相，则必相与惊扰，以为更有前时之事，则无告诉之忧。虽侵刻不少，然漏落亦多，所以罢兵之后，经费钱数一千三十万贯，此事犹可。直以惟狡诈，言不诚实，朝三暮四，天下共知，惟能上惑圣聪，足见之极。程异虽人品凡俗，然心事和平，处之烦剧，或亦得力，但升之相位，便在公卿之上，实亦非宜。如皇甫镈，天下之人，怨入骨髓，陛下今收为股肱，列在台鼎，切恐不可，伏惟图之。倘陛下纳臣恳款，速赐移易，以副天下之望，则天下幸甚。伏闻李修疾病，亦求入来，如浙西观察使，且与亦得。

臣知一言出口，必犯天威，但使言行，甘心获戾。今者臣若不退，天下之人谓臣有负恩宠；今退毁未许，言又不听，如火烧心，若箭攒体。臣自无足惜，惜陛下今事势。何者？淮西定，河北咸宁，承宗敛手削地，程权束身赴阙，韩弘舆疾讨贼，此岂京师气力能制其命，祗是朝廷处置能服其心。今既开中兴，再造区夏，陛下何忍却自破除，使亿万之众离心，四方诸侯解体？凡百君子，皆恸哭。况陛下任臣之意，岂比常人；臣事陛下之心，敢同众士？所以昧死重封以闻，如不足观，臣当引领受责。陛下引一市肆商徒，与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损，陛下实有所伤，不胜愤懑惶恐之至。

时宪宗以世道渐平，肆意娱乐，池台馆宇，稍增崇饰，而异、镈探知上旨，数贡羡余，以备经构，故帝独排物议相之；见裴度疏，以为朋，竟不省览。镈知公议不可，益以巧媚自固，奏减内外官俸钱以赡国用；敕下，给事中崔祐封还诏书，其事方罢。时内出积年库物付度支估价，例皆陈朽，镈尽以善价买之，以给边军。罗縠缯彩，触风断裂，随手散坏，军士怨怒，皆聚而焚之。裴度奏事，因言边军焚赐之意，镈因引其足奏曰:“此靴乃内库出者，臣以俸二千买之，坚韧可以久服，所言不可用，皆诈也。”帝以为然，由是镈益无忌惮。裴度有用兵伐叛之功，镈心嫉之，与宰相李逢吉、令狐楚合势挤度出镇太原。崔群有公望，为搢绅所重，屡言时政之弊，镈恶之，因议宪宗尊号，乃奏曰:“昨群臣议上徽号，崔群于陛下惜‘孝德’两字。”宪宗怒，黜群为湖南观察使。又与金吾将军李道古叶为谋，荐引方士柳泌、僧大通，言可致长生。中尉吐突承璀恩宠莫二，镈厚赂结其心，故及相位。

穆宗在东，备闻镈之，及居谅，听政之，诏:“皇甫镈器本凡近，惟险狭，行靡所顾，文无可观，虽早践朝伦，而素乖公望。自掌邦计，属当军兴，以剥下为徇公，既鼓众怒；以矫迹为孤立，用人言。洎尘台司，益蠹时政，不知经国之大体，不虑安边之远图，三军多冻馁之忧，百姓深凋瘵之弊。事皆罔蔽，言悉虚诬，远近咸知，朝野同怨。而又恣求方士，上惑先朝，潜通人，罪在难舍。合加窜殛，以正刑章，俾黜遐荒，尚存宽典。”又诏曰:“山人柳泌辄怀左道，上惑先朝，固求牧人，贵疑众，自知虚诞，仍便奔逃。僧大通医方不，药术皆妄。既延祸衅，俱是，邦国固有常刑，人神所宜共弃，宜付京兆府决重杖一顿处死。”柳泌本曰杨仁力，少习医术，言多诞妄。李道古回巧宦，与泌密谋求进，言之于皇甫镈，因征入中。自云能致灵药，言:“天台山多灵草，君仙所会，臣尝知之，而力不能致。愿为天台长吏，因以求之。”起徒步为台州刺史，仍赐金紫。谏官论奏曰:“列圣亦有好方士者，亦与官号，未尝令赋政临民。”宪宗曰:“烦一郡之力而致神仙长年，臣子于君父何焉！”由是莫取有言者。裴潾以极言被黜。泌到天台，驱役吏民于山谷间，声言采药，鞭笞躁急。岁余一无所得，惧诈发获罪，举家入山谷。浙东观察使追捕，送于京师，镈与李道古恳保证之，必能可致灵药，乃待诏翰林院。宪宗服泌药，益烦躁，喜怒不常，内官惧非罪见戮，遂为弑逆。大通自云寿一百五十岁，久得药力。又有田佐元者，凤翔虢人，自言有奇术，能变瓦砾为金，白衣授虢县令。初，柳泌系京兆府，狱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虚矫？”泌曰:“吾本无此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寿四百岁。”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隐化；及解衣就诛，一无变异，但灸灼之瘢痕浃身而已。镈卒于贬所。

镈弟镛，端士也。亦进士擢第，累历宣歙、凤翔使府从事，入为殿中侍御史，转比部员外郎、河南县令、都官郎中、河南少尹。时镈为宰相，领度支，恩宠殊异。镛恶其太盛，每弟兄宴语，即极言之，镈颇不悦。乃求为分司，除右庶子。及镈获罪，朝廷素知镛有先见之明，不之罪，征为国子祭酒，改太子宾客、秘书监。开成初，除太子少保分司，卒年四十九。镛能文，尤工诗什，乐道自怡，不屑世务，当时名士皆与之。有集十八卷，著《言》十四篇。

史臣曰:害正，自古有之；而矫诞无忌，妒贤伤善，未有如延龄、皇甫之甚也。臣每读陆丞相论延龄疏，未尝不泣下沾衿，其守正效忠，为宗社大计，非端士益友，安能犯难如此？异哉德宗之为人主也，忠良不用，谗慝是崇，乃至身播国屯，几将覆灭，尚独保延龄之是，不悟卢杞之非，悲夫！执谊、叔文，乘时多僻，而斡运六合，斟酌万几；刘、柳诸生，逐臭市利，何狂妄之甚也！章武雄材睿断，翦削厉阶；洎逐群、度而相异、镈，盖季年之妖惑也，夫何言哉！

赞曰:贞元之风，好佞恶忠。龄、镈害善，为国蠹虫。裴、陆献替，嫉恶如风。天听匪谌，吾道斯穷。

部分译文裴延龄是河东道人，他父亲是裴旭，曾任和州刺史。裴延龄在乾元末年任汜水县县尉，遇到洛被史思明攻占，就避居鄂州，搜集裴马因注《史记》的缺漏，自称小裴。后来华州刺史董晋推荐他任防御判官；黜陟使推荐他的才能，调任太常博士。卢杞当了宰相，提升他为膳部员外郎、集贤院直学士，后移任祠部郎中。崔造任宰相，改变度支职责，命裴延龄掌管东都度支院。到韩氵晃管度支，召他进京，仍任本职官，裴延龄不等诏书下达，就急忙进集贤院管事。宰相张延赏讨厌他轻率，把他调出京城任昭应县令，裴延龄和京兆尹郑叔则争论是非，攻击郑叔则的短处。当时李泌任宰相，偏袒郑叔则；御史中丞窦参仗着皇帝器重，讨厌李泌而偏袒裴延龄。郑叔则被判罪贬任永州刺史，裴延龄改任著作郎。窦参不久任宰相，起用他任太府少卿，后改任司农少卿。

贞元八年(792)，班宏去世，又任命裴延龄在本身职务之外，代理度支职。他自知不懂经济事务，就多做调查，召集度支府老官员商量，来求得皇帝的恩宠。于是上奏说:“全国每年收支的钱和物品，新旧堆积，总不少于六七千万贯，只有一处仓库，差错丢失，无法知道。请求在左藏库里设分库:欠、负、耗等库和季、月库，放钱和各种物品。”皇帝听从了他。他想多立名称来惑皇帝，其实并没能使钱和物品增加，不过白费账本、多设官员罢了。

这年，升任户部侍郎、掌度支，上奏请求命京兆府用两税青苗钱买草百万把送到苑中。宰相陆贽、赵憬上奏，认为:“如买草百万把送来，即使全府百姓，从冬天到夏天，也搬运不完，所有劳役运输，都要停下来，又妨碍农活。请求令京兆府和各县看情况买二三万把，各自贮存在靠近苑的地方，到时要用就支取。”京城西边有洼地池塘，不时有芦苇长出，也不超过几亩大，裴延龄就上奏说:“中马匹冬天应在槽中喂养，夏天就应放牧。我近来调查了解到长安咸两县内有池塘几百顷大，请求用作内厩放马的地方；况且离京城十几里地，和苑马厩没有差别。”皇帝最初相信了这事，告诉了宰相，宰相回答说:“恐怕绝对没有这地方。”皇帝就派官员查看，结果都是虚假的，裴延龄既惭愧又恼怒。他又诬蔑京兆尹李充无中生有为百姓请求几年和市补贴，皇帝特下令京兆府纳，称这为“底折钱”曾因谈到请求将多年的钱和财物充实库藏，皇帝说:“怎样能得到财物和钱呢？”裴延龄上奏说:“开元、天宝年间，天下户数将近千万，百官公务繁忙，官员有时还有缺额；自从兵以来，户数已减少一多半，现一名官员可以兼管几个部门。请求从今以后，内外百官缺员，不必补充，把缺额官员俸禄收回，充实府藏。”后来有次奏事，皇帝对裴延龄说:“我居住的浴堂院，内有一梁，因年数长的原因，像有虫蛀损坏，想换掉但没有钱。”裴延龄回答说:“国家的事是大事，屋梁的事是小事。何况皇上自己有私房钱，用不完的。”皇帝吃惊地说:“私房钱指什么？”他回答说:“这是经典上说的，愚蠢和一般的儒生不知道，皇上正应问我，只有我知道。按照礼经，全国赋税应分成三份:一份供应祭品，一份招待宾客，一份供应国君的膳食。祭品是用来供宗庙祭祀的。现皇上祭祀宗庙，虽然恭敬严格，丰厚无比，但也没有用到三分之一的赋税。再说鸿胪卿招待宾客、各国使节，加上回纥卖马的钱，用三分之一的赋税，也有很多赢余。何况皇上膳食和管理都极简朴，自己食用和分给百官的俸禄、伙食钱等，也没有用完，这都是皇上的私房钱。用来修理几十座殿也不用发愁，何况一屋梁。”皇帝说:“经书上这么说吗？别人从来没有说过这事。”点点头罢了。又因为筹备材料建神龙寺，需要长五十尺的松木，裴延龄上奏说:“我近来在同州发现了一山谷树木，约几千棵，都长八十尺。”皇帝说:“人们说开元、天宝年间就近寻找长五、六十尺长的树木，都不容易找到，需要到岚州、胜州去购买，现在怎么这么近的地方就有这木头？”裴延龄说:“我听说好木材、珍珠宝贝，稀罕物品，都是处处常有，只有遇到圣明天子才出现。现这木头在关内出现，是为圣明天子出现的，开元、天宝年间怎么会有呢！”当时陆贽任宰相，皇帝一贯敬重陆贽，陆贽常常在延英殿说裴延龄怪诞荒唐，不能让他掌管财政。唐德宗认为是排挤他，对他更好了。陆贽上奏指责他的错误说:“前年初秋，班宏去世，皇上特下诏命裴延龄接管国家赋税。几天以内，急忙炫耀自己的功劳能耐，上奏说:‘已查获隐瞒的财产，共计钱二十万贯，请求贮存在另外的仓库作为赢余，供皇帝使用，永不缺乏。’皇上高兴地同意了，因此认为任命到恰当人选。既然有多余的财产，就略为放纵了心里的愿望，劳役渐渐多起来，需要资金也就多了。裴延龄想让人认为以前说的话是真实的，又不敢违背诏命，不敢说没钱，也不敢推辞。查获赢余既然是假话，就没有用来执行命令的资金；供应制作都接受了严格的命令，只想勉强按期完成。于是就到民间搜刮，抢夺民财进献，追赶捕捉役夫工匠，强迫他们做工。以皇上命令做幌子，却不付工钱；以出钱雇工为名，也不给报酬。京城之中，各店铺因此白天都关着门；施工的地方，工匠像囚犯一样。各地的人都诅咒，拦道投诉的沿路都是，执政的不敢过问，巡察的不敢说话。有时有人批评这事，反而被说成是臣结攻击贤臣。皇上眼皮底下，怨声一片，各地方都看到了，做的什么榜样？用奢侈来引皇上，在人民中制造怨恨，欺瞒上天危害皇上，远近的人都惶惶不安，这是他主要的罪过。

“总管全国开支，是度支的职责；收入支出财物，是太府的职能。凡是太府支出的，都凭度支的文件和印章，太府凭度支印章行事，度支凭文件审查，互相制约，用来杜绝偷盗欺骗。太府进出数额，每十天申报一次；库存的数目，每月统计上报。统一经过度支审核，再加上御史监督，上一旬与下一旬衔接，上月与下月衔接。清楚明了，环环相扣，钱和货物有多少，不能隐瞒和遗漏。裴延龄专打歪主意，公然进行欺骗，上奏说:‘左藏库管理多有遗漏，近来因为检查命他们立账目，就从弃物中找回了十三万两银子，绸缎和其他物品又有一百多万，这都是账目上漏掉的，像丢掉的东西一样。现在查出，就是收入，全应转进杂库，供皇上支取使用。’当时特报审批，命全按报告实行。太府卿韦少华上奏反对，非常不客气，明确地说:‘每月申报，都在库存数之中，请求命令审查，就能知道这是欺骗。’既然两个部门有争议，按理应详细考查谁是谁非，皇上都让他行骗，不去审查。将库中钱物作为收入的东西，用常年赋税收入作为赢余资金，欺骗皇上无所畏惧，昭示众人却不羞愧，这又是一桩大罪。

“国家仓库，支出收入已有常规，裴延龄险地玩骗局，以狡猾谋求宠信，就在左库里面，分别建立六个分库的名目，意图在于单独贮存他所谓的赢余，足皇上的个人望。竟不知道天子的规矩，天下就是自己家，国家没有就向人民征收，人民没有了就由国家发放，在国库里是国家财物，到人民手里就是私人财产，哪有什么赢余，要另外存放？这必定是变换手法转移国家财产，或者立名目搜刮民财，除这两种途径，他还有什么来源？皇上只予宠幸信任，不予审查监督，一心扶植他，却不责问。裴延龄认为能够蒙蔽惑主上，不再顾忌，他的威已使各地失望，他的罪行又在内府得逞。从此欺负百官和部下，倒腾财物，从东边移到西边，就成了功劳，从这里移到那里，就叫作赢余，愚国家，像儿戏一样。

“治理天下的道理，以仁义为本，以赢利为枝叶，以人民为重要，以财物为次要。本壮实枝叶自然茂盛，枝叶太盛树就会倒掉。从古到今，有仁德却没有丰富的财富，人民安居乐业却没有财富供应，以致亡国丢皇位的，从来没有过。所以经典说:‘不担心少而担心不平均，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不安定。’‘有德政必定有人民，有人民必定有国土，有国土必定有财富。’‘百姓富足了，国君怎么会不富足？’都说的是这个道理。从古到今，不讲仁德，却财源通畅，人民不安定却能保全财富，并靠这使国家兴盛皇位巩固的，从来没有过。所以经典说:‘财富分散了人民就团结了，财富集中了人心就离散了。’‘假如有搜刮民财的臣子，不如有偷盗国家的臣子。’这是说不要让这样的臣子盘剥人民，使人民怨恨皇上。

“皇上刚登皇位，立志消灭所有叛将，用兵频繁，赋税逐渐加重，搜刮盘剥，民不聊生。所以泾原叛军，乘百姓怨恨，白天进攻皇，京城百姓，无动于衷，反而跟着叛军，一起涌入殿。虽然愚民天，什么事都干，但也因为仁政不彻底，而用暴的政令去驱使他们，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当时国库积蓄，还像山一样，全送给了叛贼，去收买他们贪心的士兵，这是皇上亲眼看见了的，这就是用失去民心的办法搜刮财物，有什么好处呢？

“皇上到了奉天，叛贼朱氵此立即追来围攻，一城之中，百官云集，像干涸的河，什么都缺乏。曾想派一名士兵去侦察敌情，那人因天气太冷，跪着请求给一套衣裳，皇上为他找却找不到，只能难过地默默打发他走了。又有一次因内中的用度不足，皇上心里正以军事为急务，不忍心麻烦别人，就拆下亲王衣带上的金饰，卖了偿付。当时跟随的将领官员，随从的军队，仓促离开京城，都没带冬装，逐渐到了严冬，又没有木柴，饥寒迫，城外敌人又发箭和石头。白天挥动兵器守城，夜里在城上哆嗦，顶着狂风、冒着霜雪，四十多天没有人叛变，终于赶跑强敌守住了危险的城池。皇上难道是靠严刑重赏使他们这样的吗？只是靠不贪图享受，不吝啬财宝，和百姓共患难，与兵将同甘苦，才能使人冒着危险抵御敌人，受饿不离去，挨冻无不，危险时不变心，面对死亡也不背离皇上，经典所说‘圣人动人民的心因而天下安宁’，这就是实例。

“到包围解除，各条道路略为通畅，各地赋税逐渐收来，贡品进献物也不断送到，就在行外廊下边，另设琼林、大盈两个仓库。还没有奖赏功劳，就急忙把财宝据为私有，使希望革新的贤人非常失望，使杀身成仁的志士寒心，因此舆论讥讽，将士开始抱怨。财富集中了人心就离散，不正是这样吗？不久将领叛变，皇上南行，奉天城积聚的财物，又被各地军队取光了。迁到梁州后，每天供应都困难，单靠仁德礼义，就收复了京城。因此知道皇上以得人心为钱财，以德行为财富。人心如果归向，哪里担心没有钱财；德行高尚，哪里担心不富足？难道一定在藏到仓库里，才是自己拥有的吗？因此，把财富藏在全国，是皇帝的富足；把财富藏在辖境里，是官员的富足；把财富藏到仓库箱柜里，是农民、商人的富足。怎么用皇帝的高贵、拥有全国的富足，去做官员都不屑于去做，只有农夫、商人才做的事呢！

“皇上如果认为多收赋税能夺取军事胜利，建中年间的搜刮已证明了没有成效；如果认为多积贮可以据为己有，建中年间的积贮又化为乌有了；如果认为放纵望不会妨碍治理，建中年间的教训够深刻了；如果认为人民埋怨不至于危及国家，建中年间的灾难危险已到顶点了！后很快就能消灭巨大的祸害、形成中兴局面的原因，确实是因为皇上有改过图治的志向，有认错后悔的言谈，取消了苛捐杂税，崇尚节约俭朴，更换年号，和人民一起开创新局面；所以神灵被皇上的诚心动，臣民被皇上的美德动，放弃了成见，故局面转危为安。皇上也应为国家打下稳固的基础，为子孙后代和黎民百姓建立万代的伟业。以从前放纵望为鉴戒，恢复不断弘扬德政的言行；怎能又放纵奢，再次横征暴敛，导致后悔莫及，以前的教训还能再次重复吗？

“我又私下猜想皇上听从他的蛊惑，让他谋得逞，可能是认为横征暴敛，人民埋怨有关部门，而搜刮来的财富，却归皇上，这又大错特错了，应该审慎思考。君主昏庸还是英明，与所用的人密切相关，皋陶、夔、契仁德卓著，虞舜就享有圣贤的名声。皇父、蓏氏、木禹氏父受宠信，周厉王就被赶跑了。自古以来哪有臣掌权，而灾祸不连累国家的呢！就像用刀去杀人，天下的人不怪刀而怪拿刀的人；养害虫去危害别人的财物，天下的人不怪害虫而怪养害虫的人家，道理是必然的，不能不细想。

“我又私下考虑皇上认为任用裴延龄，是皇上的决定。裴延龄说话，多顺从皇上的意图，现如定罪惩治，好像是受众人胁迫，所以想保住他，用来表现主见。如果是这样，皇上任用人有始有终的用意是好的，但对于知错必改、驱除恶的主见，却不够好了。现在观望皇上意见不肯开口，已渐成风气，奖励臣下说话，还担心没有效果，如果又制，谁还敢说真话。就像裴延龄这样恶劣狂妄，危害全国，上从王公近侍，下到官吏仆役，在下边议论的，成千上万，能够对皇上说的，能有几人？皇上如命亲信广泛了解舆论，比较近来听到的情况，足以知道世间真假。

“我生来卑鄙陋，却被任命为宰相，地位极高，又蒙恩遇。难道不知道看形势顺从皇上意见，可以保住皇上已给的恩宠，附和多数人的意见，可以免受严厉的责备。借病引退，能有见微知著的美名；同合污苟合取容，没有遭仇视的危险。何必急于自找苦吃，独自和豺狼对抗，上违皇上心，下召谗言攻击。确因自省无能，没有什么贡献；长期承蒙恩遇，只因能说直话，我效忠皇上，全寄托在这上面，皇上已经因这容纳了我，我也因这自信。跟随皇上经历了逃离京城的危难，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心里跳；因此怕重蹈复辙而担心，怕国家危亡而敲警钟，因为心中动，想不说也不能保持沉默，为这事奏本，虽已有多次，皇上不肯采纳。没有体谅审查，故再次上奏，尽我的忠心。因极为担忧所以语句杂，因心情恳切所以言语冲动，从为自己求宠信考虑是不恰当的，从为皇上防止祸害考虑却是忠诚的表现。为皇上捐躯，我不敢逃避，沽名钓誉炫耀正直，是我不忍心做的事。但愿能唤醒皇上的智慧，为国家仔细思考，国家将因此受益，不光是微的我。”奏章报上，唐德宗不高兴，对裴延龄更好了。当时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钅舌，因为公务联系，都证实裴延龄谎言欺上。唐德宗罢免了陆贽的宰相职务，任命为太子宾客；张滂、李充、李钅舌都被罢官贬职。

贞元十一年(795)晚，皇帝多次在苑打猎。当时天气长期干旱，人们忧虑担心，裴延龄连忙上奏说:“陆贽、李充等人失去职权，心里怨恨，现故意公开对众人说:‘全国受大旱，人民离失所，度支经常克扣各军粮食草料。’来怒大众。”后几天，皇上又到苑中，刚好碰上神策军兵将诉说度支欠马匹草料。皇帝想起裴延龄的话，立刻回到中，下诏书把陆贽、李充、张滂、李钅舌等人贬出京城。朝廷内外恐惧不安。裴延龄还想谋害朝中正直官员，碰上谏议大夫城等人跪拜极力谏阻，事情才暂时停止了。陆贽、李充等人虽然已被贬官，裴延龄仍不解恨，就抓住李充最信任的官吏李忠，严刑拷打，命他做假证词，说:‘李充先后贪污公款五十余万贯，粮食也有这么多，这些钱粮多用来拉拢权贵，李充的子常把金子宝贝绸缎装在牛车里送给陆贽的子。’李忠被折磨得受不住了，就按裴延龄强加的话，在认罪口供上签了字。李忠的子、母亲在光顺门拦路喊冤，皇帝下诏命御史台审讯，一夜就清了真实情况，罪状都是假的，就把李忠放了。裴延龄又上奏说京兆府用钱粮，请求命比部复查，这是因为比部郎中崔元曾被陆贽贬官，到崔元复查钱粮后，又没有这事。

裴延龄既然一心靠盘剥人民附和皇上作为自己的功劳，每次奏事和回答皇上问题时，都任意虚构说。别人都不敢说话，裴延龄说得确凿无疑，也常是人绝没听说过的。唐德宗虽然也知道他常说，但因他敢说话不隐瞒，而想了解朝外情况，所以决意重用他。裴延龄仗着这一点，认为自己一定会当宰相，他尤其喜随口骂人，诽谤朝中大臣，同朝大臣都讨厌他。到他病倒了，把度支所辖公物放到自己家里，也没有人敢说。他贞元十二年(796)去世，享年六十九岁。裴延龄死了，朝廷内外的人都互相道贺，只有唐德宗悲伤惋惜不止，赠官为太子少保。

韦执谊是京兆府人。父亲是韦浼，官职卑下。韦执谊从小聪颖有才气，考中了进士，应制策试录为高等，官任右拾遗，并被召进翰林院任学士，才二十多岁。唐德宗尤其惊奇宠，和他互相写诗赠答，他和裴延龄、韦渠牟等出入皇，一起侍候回答皇帝的问题。唐德宗过生，皇太子献上佛像，唐德宗令韦执谊写了篇画像赞，又命太子赐给韦执谊绢绸作为答谢。韦执谊到东向太子道谢，一时没有话题，太子就说:“你知道王叔文吗？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才。”韦执谊从此和王叔文往很密切。不久他母亲去世了，服丧期后，复出任南郎。唐德宗时，召进了皇。

先前，贞元十九年(803)，补阙张正一奏本论事被召见，王仲舒、韦成季、刘伯刍、裴羅、常仲孺、吕等因曾共事好，为张正一被召见，同去祝贺他。有人告诉韦执谊说:“张正一等人上书议论你和王叔文结的事。”韦执谊听信了这话。借应诏答话时，上奏说:“韦成季等人结营私。”唐德宗命执金吾侦察他们，知道他们几次来往饮宴，于是将韦成季等六七人全部贬官，当时无人知道原因。

到唐顺宗即位，因久病不能管朝政，王叔文当权，就起用韦执谊任宰相，从朝议郎、吏部郎中、骑都尉赐绯鱼袋，任命为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按惯例赐金鱼袋紫衣。王叔文想独掌国家权力，因此让韦执谊在外廷任宰相，自己在内廷专权。韦执谊既然靠王叔文推荐升了官，不敢忘恩，但害怕众人议论，不时持有异议，私下派人向王叔文道歉说:“不敢失约另搞一套，只因想帮你达到目的。”王叔文生气骂他，就成了仇人。韦执谊因靠他当了宰相，还是想违心地帮他遮掩。

到唐宪宗接受禅让，王伾、王叔文及羽都被贬逐，因韦执谊是宰相杜黄裳的女婿，所以几个月后才贬为崖州司户。当初，韦执谊认为自己官小，总忌讳不让人说岭南州县名称。他当郎官时，曾和同事到职方署看地图，每当看到岭南州图时，韦执谊立刻叫拿走，闭上眼睛不看。到任宰相时，环顾所坐的大堂，见北边墙上有幅地图，就不去看。七八天后，试着看看它，是崖州地图，认为不吉利，很讨厌它，但不敢说。等到牵连王叔文被贬，果然贬去崖州，后死在被贬处。

王叔文是越州山县人。因棋艺任翰林院待诏，略知诗书，喜谈论治国方略。唐德宗命他侍奉太子。太子曾和侍读们议论政事，谈到市的弊端，太子说:“我见皇上时，将尽力陈述这看法。”众侍读称赞太子的仁德，只有王叔文不说话。众人散去，太子对王叔文说:“刚才谈论市，为什么只有您不说话？”王叔文说:“皇太子侍奉皇上，除按礼节问候饮食身体外，不应擅自干预外事务。皇上在位年岁已久，如果有小人离间，说太子收买人心，那么自己怎能辩解？”太子谢他说:“如果没有先生，我怎能听到这话！”从此看重他，中的事情，倚仗他来决断。他常在回答太子问话时，就说:“某人可任宰相，某人可任将军，希望今后任用他们。”他秘密结想寻机快速升迁的当时知名人士，和韦执谊、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十几人，结为生死之；凌准、程异又通过他的羽结识了他；将帅王公，也有秘密送礼请求结他的。

唐德宗驾崩，已经宣读了遗诏，当时唐顺宗病倒很久了，不再干预众多政务，住在中挂着帘幕，宦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在左右侍候，百官呈上奏议，他从帘幕中决定是否可行。王伾经常劝皇帝委政王叔文，中宦官逐渐都知道了这事。一天，皇帝把王叔文从右银台门召进中，进入翰林院，任学士。王叔文与吏部郎中韦执谊要好，就请求任命韦执谊为宰相。王叔文依靠王伾，王伾依靠李忠言，李忠言依靠牛昭容，相互勾结。政务给翰林院，王叔文决定取舍，在中书省宣读昭令后，让韦执谊在外承旨执行。又与韩泰、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韩晔相呼应，互称管仲、诸葛亮、伊尹、周公。凡是他们的羽都洋洋得意，认为天下无人匹敌。

王叔文未掌权时，常说钱财和粮食是国家本，掌握好可控制军费赋税，可纵市场和士人。王叔文刚进入翰林院，从苏州司功参军升任起居郎，不久就兼任度支、盐铁副使，任命杜佑为使，实际上王叔文掌权。几个月后，又任尚书省户部侍郎，仍旧任副使、学士。宦官俱文珍讨厌他玩权势，就免去了他学士的职务。命令发出，王叔文大惊，对人说:“我必须不时到这里商量公务，如不挂这职务，没办法进入内廷。”王伾为他请求，才允许三五天进一次翰林院，终于免去了内廷职务。王叔文刚进内廷，私下筹划，机谋不声，靠以言辞褒贬升任罢免官员。人们没看出本质，相信他是奇才，等到他掌管两使的权力，供职外廷，愚者智者都说:“城墙中的狐山中的鬼，必定夜晚号叫躲在里才能给人祸福，人们才认为它们神奇可畏，一旦白天出来在路上跑，无能是必然的。”王叔文在官署里，不再履行公务，召集他的羽私议，策划夺取宦官兵权。就任命原将军范希朝统领京城西北各镇行营兵马使，韩泰任他的副手。开始，宦官还没觉察，等到边境诸位将领各自打报告向神策护军中尉道别，并说将隶属范希朝，宦官才察觉兵权被王叔文夺去了，神策护军中尉就命诸将不要把兵马出。范希朝、韩泰已抵达奉天，诸将不去参见，就回京了。不久，王叔文母亲去世了。前一天，王叔文在翰林院摆下酒菜，宴请诸位学士和宦官李忠言、俱文珍、刘光奇等人，饮酒间，王叔文对诸位说:“我母亲病重了，近来尽心竭力处理国家事务，不推辞得罪人和困难事的原因，是想报答皇上的重用。如一旦服丧离职，各种坏话都来了，谁是肯帮我说句话的，希望诸位不带偏见地评价我。”又说:“羊士谔诽谤我，我想用杖刑杀死他，但因韦执谊懦弱而没成。我生平不认识刘辟，他就转达韦皋的意愿请求掌管三川，刘辟闯门求官，想抓住我的手，难道不是行凶者吗？我已令人打扫木场，将要杀他，韦执谊坚持不让。每次想到放走了这两个家伙，就让人不高兴。”又自述掌管度支以后，兴利除弊，当作自己的功劳。俱文珍接着他的话驳斥他，王叔文无话对答。

王叔文不想立皇太子。唐顺宗既然久病不愈，百官、京城和各地请求立太子，不久诏书颁下立广陵王为太子，全国人都高兴；只有王叔文面有忧，但也不敢说这事，只是诵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末句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襟。”接着哽咽泪，人们都私下嘲笑他。皇太子代理国政，贬他任渝州司户参军，第二年杀死了他。

王伾是杭州人。开始任翰林侍书待诏，多次升迁后任正议大夫、殿中丞、皇太子侍书。唐顺宗即位后，升任左散骑常侍，仍任翰林待诏。

王伾人品差，比不上王叔文，只知收取贿赂，没有大志，相貌丑陋，语多吴音，常被太子戏；而王叔文较任自负，略知诗书，发议论，唐顺宗较敬重他，但不能像王伾那样进出无阻拦。王叔文进内廷只能到翰林院，而王伾可以到柿林院，可见到李忠言、牛昭容等人。但他们各有主管:王伾管去来传递；王叔文管决策；韦执谊起草法令；刘禹锡、陈谏、韩晔、韩泰、柳宗元、房启、凌准等谋划呼应，了解朝外情况。王伾与王叔文和诸羽的门前，车水马龙，而王伾门前尤其多，珍宝贿赂礼品，终年不断。他家里做了个没门的大柜子，只开一个口，能够放东西进去，用来藏黄金珍宝，他的子有时在上面睡觉。后和王叔文一起贬任开州司马。

程异是京兆府长安县人，曾侍奉父亲的病，在当地以行孝有名。考明经科及第，拜官扬州海陵县主簿。又考中开元礼科，任华州郑县县尉。他通官吏事务，分析判决快速。杜确任同州刺史、河中节度时，他都跟从做幕僚辅佐。

贞元末年，他升任监察御史，又升任虞部员外郎，担任盐铁转运使、扬子院留守。当时王叔文当权，走捷径想得好处的人都依附他，程异被他任用。王叔文下台后，他被牵连贬任岳州刺史，后改任郴州司马。元和初年，盐铁使李巽推荐他擅管钱粮，请求原谅他的过失任用他。于是升任侍御史，重任扬子院留守，多次升官后任检校兵部郎中、淮南等五道两税使。程异自悔以前过错，竭力尽心，江淮钱粮弊政，多有改革。后入朝任太府少卿、太卿，又调任卫尉卿，兼御史中丞、盐铁转运副使。

当时淮西平叛，国家财力不够，程异让江南用调法收赋税，并且劝掌管地方的人将余财进贡，到哪里都不盘剥下属、榨取钱财，费用就充足了，人们认为很方便。他从此专任盐铁转运使，兼任御史大夫。元和十三年(818)九月，调任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时仍旧任盐铁转运使。有人议论说程异由管钱粮的官提升，一下子位在百官之上，人们很难接受。程异自知难以服人，因此谦逊自守，一个多月，不去上任管事。程异知道西北面边境军队、地方治理得不好，上奏请求派巡边使，皇帝问谁能任此职，程异请求自己去。商议未定，他没患病却去世了，这是元和十四年(819)四月。皇帝赠官为左仆，赐谥号为恭。程异生廉洁简朴，在官府宅院里去世，家里没有多余的财物，人们都称赞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