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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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当诚实地对我说:“是我配不上你。不过我往后会猛学文化。”或许，正因为你配不上我的种种原因，我配不上你。我想对他说，情是个古怪的东西，它无所谓是非，不计较优点和缺点，它要怎样就怎样。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劳驾了，放开我。你不知道，你这样做有多糟，你毁了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你是个好人，但千万别把我往这种事上扯。总之，我挣了他。

我挣了他，起初还能镇定地走，很快就飞跑起来。像落荒而逃，像被人劫了道，像蒙受了奇大辱。

等我醒来后，孙煤告诉我，彭沙沙来看过我。但也像所有来看我的人一样，被挡在门外了。她因祸得福，上了大学。离开宣传队那天，人们愤怒而沉默送她上了车。那是辆漂亮的大轿车，前面有“xx大学”几个大字。伊农结结巴巴地对许多人说:他真想上去把她揍一顿。但后来她退学了，因为她笨到了老师无法忍受的地步。现在她在通信站当电话兵，又恢复了往的活蹦跳。

看来辱也不见得会使人变得那么糟糕。孙煤的体画被发现，以及高力为此大动肝火，扬言要把徐北方搞臭，那时真有点天翻地覆的味道。孙煤差点去死，羞得无地自容，但不知怎么就想开了，没去死，依旧美丽人地活了下来。

但孙煤变了。她的美也变成了另一种美。究竟哪里变了，是什么促使她发生了这种表面一无所动、而实质却彻底更换的变化呢？这点还有待我慢慢究底。只要我真像医生们说的那样，一时死不了，我会搞清的。不过谁见过不撒谎的医生？

高力作为那样一个美术好家和艺术同情者，竟对体画有恁大仇恨，我至今也没有想通。高力用这事差点置徐北方于死地。

当我证实了徐北方我，我是真的幸福了一阵。但那种头晕脑热的觉似乎一眨眼工夫就过去了。我无暇沉浸在情里，我有八个新兵需要照看和管理。管她们可不是件容易事。她们听说要去演习简直开心得要死，好像是集体郊游或度夏令营。我从她们的背包里搜出一堆花衬衫和各种各样的零食，有个女兵甚至把松软的大枕头也捆进去了。难怪她们的背包大得不可思议。

“可是…没有枕头怎么办？”她有理地质问我。

我请她参观了我的所谓“枕头”不过是一块包袱布裹了一套换洗军装，再加些内衣。她们过来用手摸摸，都说真硬真硬。她们还说，睡这样的“枕头”肯定不舒服的，我说，你们废话。接着我让她们跟我学，把头脑里有关舒服的概念变一变:当兵的，一切不舒服就是他的舒服。

“我明白了，就是自讨苦吃！”啊呀，她们总算明白了。

第二天出发的时候，我被任命为新兵班的班长。她们很给我争面子，演习过程，只有一个人公开哭过，但除了哭倒没出更大的洋相。

演习把每个人折腾得疲劳不堪。那是山区，宣传队分成好几个鼓动组，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山遍野地跑，一刻不停。八个新兵一步也不敢落后，因为我会拿眼睛瞪她。谁要在那里磨磨蹭蹭，我就会放开嗓门对她吼。我的嗓门是大有潜力的，只要我一吼，新兵们眼都不眨，显出害怕的样子。我觉得被人怕着是件蛮过瘾的事。只要她们对我的严酷表现出服帖，我心里就一阵足。我不理会她们的委屈、诉苦、甚至偷偷抱怨，我也像孙煤当年那样，对她们说:行了，你们少给我来这一套。

说真话，那一阵我对自己的形象很意。越是有人怕我，我越做出令人害怕的样子。有人害怕你，那滋味很妙。

演习快要接近尾声时，通信站的人送来一封电报给我，是父亲打的。我不敢去拆那封电报，因为我料到阿爷出事了。电报打到成都，送到此地已耽搁数天。

我把电报推到刘队长面前。那上面写着“阿爷病重住院盼归”看见这个“盼”字，我心剧烈地痛起来。这个“盼”字一下就让我想到阿爷那双快瞎的眼。

上次探亲回来，接到姐姐一封信。她说她还是给阿爷发了电报，让他到车站见我一面。但阿爷究竟去没去车站，她就不晓得了。车在苏州站停了十分钟，阿爷或许挨着每个窗口找过我，但没等他把所有车窗寻遍，车就开了。情况只能是这样。我不愿去想象阿爷当时的神情，何况我无法想象他快失明的眼神是什么样。当时他无疑是失望而伤心的，一旦我想到他因此而伤心，马上就去想母亲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他又不是你亲阿爷。”想到这点，我心里就好受多了。

“是要回去吗？”队长问我。

我犹豫一下，说“是的。”

“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你有个祖父呢？”

“他并不是我祖父。”

“那是什么人？”

“是阿爷。”

“阿爷是什么人？”

“…是祖父。”我马上又觉得不对头，改口说:“不是亲的，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我想，幸亏没在各种表格里把阿爷填进去。

“你怎么哭了？”是啊，我什么时候让眼泪了出来？其实我半点都不想哭。不，也许我很想哭。我难受极了，但我对一切难受都能习惯了。

刘队长使劲盯着那封电报。他也许认为我也是想用这法子骗一次探亲假，这种电报他见得太多了，永远也不清它的真与假。有人在这方面老谋深算，常在关键时刻叫家里来封电报，但他们不图探亲假，而装出一副痛苦脸，让人们看看他是怎样置个人不幸于不顾，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这种人人都能识破的撒谎竟照样获得好评或荣誉。我不懂这是怎么了，似乎人们很甘心上他们当。搞不好刘队长也认为我在搞那种鬼名堂。

第二天刘队长叫我赶紧开路，说正好有车回成都。他考虑一夜，认为还是放我回去。一听说我要走，我身后八个人的小队伍顿时稀松了。她们明显地表示欣鼓舞:我这一走，她们就要过好子了。我用平静的语调回答刘队长，我也考虑一夜，决定不走了。

“我一走，她们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刘队长说。

“我的职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