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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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报纸还是由那位中央首长拿来了。泽东看后，在报纸上批了话。记得是“提法很好。”1958年，一位中央首长向泽东汇报河南七里营人民公社，说如何如何好，希望主席去看看。泽东去了。参观中。这位中央首长和河南省委书记不停地汇报着人民公社的优越。说实请。我那时听了也是很动，很动的。泽东兴致。显出高兴意。听到动人心处，频频点头:“好么，好么…”其中，他接着汇报者关于七里营人民公社的话头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泽东住在专列上。他睡眠极少。睡觉起来，并不是马上下地，而是沏一杯浓茶，点燃一支香烟，把当天的报纸拿来看。总要看一小时左右才下。若无大事，他总是保持着这一习惯。

那天，泽东拿起报纸。目光刚在标题上扫过，使用于拍失声喊道:“哎呀，糟糕，捅出去了！”我吓了一跳。只见泽东披着睡衣便跳下，手在报纸上扇打着连声说:“糟糕，糟糕！”亏脓我就知道“人民公社好”在报纸上大字标题登出来。是新华社一名记者在泽东参观七里营人民公社随口说了这句话后，当天便写了文章，弟二天便见了报。参观时那名记者一直跟在我身边。

“事先没讨论呢，政治局还没讨论呢…”泽东转圈走着，看几眼报纸，叫几声“糟糕”事后，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有反映。泽东在小范围内解释:“这个事情我没慎重，××同志汇报时，我在参观时随口讲了这句话。也不能全怪记者。”但已经捅出去了，怎么办呢？不久，在北戴河开了个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都同意办人民公社，还没有不同意的。于是。大办人民公社的决议便传下来了。

应该实事求是他讲，当时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都是很高的，愿望也是非常好的。有点头脑发热，但确实是怀着理想和热情，充了只争朝夕的神。都希望国家尽快富强起来。没有经验，摸索前进，人人开动脑筋。泽东到武汉视察时，又有首长提出大办食堂如何如何好。泽东听后，说:“你们写写材料，写成材料我看看。”于是，那位首长马上吩咐湖北省委一位副秘书长写了材料。泽东看后，批了，发下去了。同时间，河南省委书记也提出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农业。大办公路通事业、大办食堂匕泽东当我面亲口讲过:“xxx，××；×××，他们送的材料积极。只有彭德怀尽给我送消极材料，批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应该承认，泽东是欣赏和支持那些热情高，积极主动，敢想敢于的负责同志。他的这一态度反过来又促使这些负责干部产生更高的热情和积极。到1958年底“三面红旗’、“三十万岁”便正式形成，是一位负责同志归纳总结，提到一块的。

那是中央在人民大会堂18号会客室里开会，一位负责同志拿来文章清样“三百红旗”、“三个万岁”正式提出。三份，像大亨报一样摆在主席台旁。那位负责同志在那里热情讲解。在京政治局委员都去看了。讲解时特别指出，三面红旗。三个万岁是针对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提出来的。赫鲁晓夫反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到了1959年；泽东开始有些觉，越来越不放心。他总想看到实际情况，可是不那么容易。这个问题以后再讲。反正进城后，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他越来越不易随便行动，行动总是被事先安排好。都是有准备的。他发脾气也没用，就是不许他随便行动，飞机都不许坐，是中央的决定。

记得这一年，泽东视察各地，又来到河南。请一些同志来开调查会时，泽东反复问:“大食堂究竟怎么佯？好还是不好？你们要说实话。我希望你们讲真话。”大家异口同声说好。不但列举出许多优越，还拿出许多面包来，说是大食堂烤的，就是吃这种面包。泽东将面包掰开分给大家吃。我也分到一块。那面包确实不错，泽东吃着也很意:“嗯，要是全国的农民都能吃到这种面包。大食堂还是可以的。”他仍然不放心。他也想搞“突然袭击”着实情。记得有次专列正在急驰，他突然指着远处一个村子，吩咐我:“通知停车。我要到那个村子里去看看。我要讨一碗红烧吃，看能不能讨到？我立刻去打电话。先打给上级有关部门，然后再去。等泽东来到那个村子，不要说讨一碗红烧，就是讨一只烤小猪也早准备好了。

到了1959年夏，严峻的经济形势再也无法完全粉饰为光明。中央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出现了分歧意见。6月底泽东由韶山上庐山，7月2开始主持召开形势座谈会，会上，两种意见争论很烈。结果归纳为三句话:形势大好。前途光明，问题不少。

七月底座谈会结束，泽东作总结发言。常委们坐台上，政治局委员坐台下前排，后面是中央委员。泽东张望人到齐没有，我知道他主要是找彭德怀。因为彭德怀写了那个现在人们都知道的意见书。对这份意见书，泽东开始并没有当成太大的事，也就是个意见呗。形势座谈会上两种意见争论厉害，泽东也只认为彭德怀是“资产阶级的动摇”并没有更高的纲。泽东站台上一看，嘟囔:“彭总没来？”我在他身后指指，泽东才发现彭德怀坐在最后一排。没有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一道坐前排，而且头剃光了。很亮。泽东下，没说什么，可以肯定心里不大高兴。他的总结发言主要还是反，‘左”严厉批评了一些头脑发热，喜放大炮，放卫星的领导。有些批评话讲得相当重。但是。从个人情上讲，泽东仍然是亲近保护这些领导同志的。他随后转身望住朱德同志说:“大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全散。你说食堂不好，总司令啊，在食堂问题上我们略有分歧。”泽东是在批过“左”之后，又批几句所谓右的代表，就是彭德怀同志。我当时的觉是“各打50大板”.“左右摆平”有句话我印象深:“军队不跟我走的话，我可以重新到乡下去组织游击队，重新建军。”讲完散会。有走的有没走的。彭德怀出去最早，是憋了一肚子气的。泽东喊他没听见，或是没喊住。

开会的礼堂在山坡上，泽东出门下坡，身边跟着4位中央领导同志，其中一位领导同志朝路边侧过身去小便。就在这时，彭德怀忽然转身，又朝坡上走来，大概返回礼堂有什么事。他与泽东走了对头。

泽东立住脚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彭德怀脸孔通红，胳膊从头上一轮而过，气冲冲他说:“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泽东说:“没关系吗，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心么。”彭德怀从泽东身旁一边走过一边甩手，声音很大地嚷道:“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

…

”彭德怀涨红着脸甩手而去，脚步始终没有停一停。泽东怔了怔，下，继续下山。就这样不而散。当时许多中央首长看到了这个场面。

回到住处，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形势变成了讨论彭德怀问题。于是，没有参加形势讨论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们都被召上了山，林彪后来也上山了。

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泽东真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参加会的同志谈井冈山时期的问题，林彪也发言说彭德怀一贯不听指挥不合作。于是我知道，对彭德怀是从红军时期清算起了。一直清算到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听到批评他“三分合作，六分不合作。”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主活待遇不变。

回北京，彭德怀有一次从菊香书屋的后门自己走进来找泽东。这一次他没剃光头，留了很长的头发。他提出要求到下面去。泽东说不要去了，年岁大了，下去也不安全。多读几本书。彭德怀又要求下乡。泽东说，下去走走看看还是可以的。

我认为，庐山会议清算彭德怀，责任不能全推到泽东身上，那份万言书泽东本来认为“也就是个意见而已。”批评一下就过去了。彭德怀一赌气，引起一些人的公愤，在泽东那里讲了一些话，结果事情变大了。当然，泽东应该负主要责任。而且是开了一个很坏的头。泽东一方面想知道实情，但是对讲真话的同志，讲得不合自己心意时又容不得，这就助长了假话空话的泛滥，给各种骗子以可趁之机。长期养病的林彪就是从庐山会议之后，开始一步步发展，逐渐发展成野心家、谋家，走向篡夺权，走向反革命，直至走向灭亡。

1959年底，几名休探亲假的警卫战士，奉命调查和汇报农村实情。他们带回来农民吃的糠菜窝头。一路上窝头已经捂馊，到泽东手中时，泽东受到震动。他用顶抖的手掰开窝头分给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吃。这是农民的口粮，我们每个人都要吃…”我分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嚼啊嚼，就是咽不下去。这窝头与河南吃的烤面包真是天地之差。

我想起了马维带来的那个窝头，想起了泽东讲的“要想个办法”

…

泽东独自拿了一个整窝头。咬第一口，他眼圈红了。喉结上下动者，有些室。咬第二口，泪花沾了睫。咬第三口，泪水已经哗哗地淌下来。

他哭了。无声的哭是最沉痛的哭。我相信，他想到的决不止是农民受了苦，他一定还想到了河南吃的烤面包，在铁路旁的村子里吃的红烧，想到了一个领导者的责任，想到了他的美好理想与严酷的现实…

1996年是最困难的一年。泽东7个月没吃一口。常常是一盘马齿宽（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炒菠菜就支撑着工作一天。我替他按摩时，他脚背踝部的肌肤按下去就是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浮肿。周恩来一次又一次来劝说:“主席，吃口猪吧，为全全国人民吃一口吧！”泽东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呜？大家都不吃。”宋庆龄特意从上海赶来，亲自带给泽东一网兜螃蟹。泽东对宋庆龄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敬，所以收下了螃蟹。然而，宋庆龄一走，泽东便将螃蟹转送了警卫战士。

1960年底的一天，泽东起后不吃不喝，一支接一支烟。烟灰缸快了，他才张口向值班卫士封耀松待:“小封，你去把子龙、银桥。高智、敬先。林克和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下午，我们7个人同泽东围在一张饭桌上吃饭。没有酒，没有，只是油和盐多一些。泽东的竹筷子伸向菜盘，不曾夹菜便又放下了。环顾我们7个人。于是，我们也停放下筷子。

“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泽东的声音沉重缓慢，停顿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我们纷纷点头。

泽东手指我和叶子龙:“你们下去，到山东去，广泛调查研究。”我和叶子龙一起点头:“是，主席。”泽东又望住封耀松:“小封啊、你去不去？”封耀松说:“去。”泽东点头:“那好，那好。”他抬起眼帘扫了一圈，目光变得严肃犀利:“要讲真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那天夜里仍是封耀松值班。据他汇报，他替泽东做睡前按摩，泽东想着心事，泪水又哗哗地涌出来。泽东抚着封耀松的后背着泪说:“小封，我不放心哪。他们许多事瞒着我，我出去到哪里，他们都能有准备。你们要下去。你们能看到真实情况，要告诉我真实情况…”泽东睡不着，起来用铅笔在宣纸上给我们吃饭的7个人写了一封信，叫我们不去山东，改去信专区。那里开始好转，有救济粮。他怕我们“很饥饿”信尾一句是:“我今年已经是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希望。12月26是我的生辰。泽东1960年12月26”唉，我们怎么忘了主席的生呢？以往都是我们早早就吵嚷要给他过生.他不允许。特别是在陕北的时候…

泽东没有能容得下彭德怀讲真话，但是，他一贯鼓励支持我们这些贴身卫士讲真话。比如卫士田云玉的爷爷是作坊主，父亲是工人。搞公私合营时，泽东间田云玉:“你爷爷反对合营，你父亲积极支持，那么你呢？你站在爷爷一边还是站在父亲一边？”田云玉说站在爷爷一边。泽东说:“我不论你的政治立场，我喜你，因为你肯讲真话，我们很合得来。”又比如大搞合作化运动时，我国农村探亲，回来向泽东汇报:“区里干部把老乡们集中到场院里，说:‘跟蒋介石走的站那边，搞单干；跟主席走的站这边，搞合作化。’这不是强迫命令吗？泽东说:“谢你带回真实情况。”他当即给河北省委写了信，严肃批评了这种简单化，强迫命令的工作方法。

这一次，我们一行人去了河南信。半年后回到北京，如实汇报大办食堂确实不好。之后，我们又去江西劳动半年。到江西时，中央已下指示取消大食堂。

泽东给我印象深刻的第三次哭，就是我离开他的身边，去天津工作的那一次。

我已经讲过，那次泽东将我揽入怀中，抱紧我放声大哭，手在我的背上下停地拍打着，泪水和我的泪水融合为一体。

后来，我提出为泽东再梳一次头。

泽东经常处于用脑过度的状态。梳梳头可以促进脑都血循环，帮助他减轻疲劳，恢复力。

我为泽东梳头，从前向后心梳理。我忽然心颤，泪水又充眼圈。眼前变得朦胧记得三大战役结束后，兴奋到极点又疲惫到极点的泽东，朝靠椅上一仰，痛快地嘿了一声，说:“银桥，来，痛痛快快梳个头，痛痛快快歇口气！当时，我的兴奋喜悦之情丝毫不亚于泽东。我拿来梳子，说:“主席，我慢慢梳。你闭上眼打个吨吧。那时，泽东的头发浓密、坚硬。乌黑油亮。我从前向后慢慢梳理，头发在齿间富于活力的鼓涌而出，摩擦梳齿沙沙作响。我欣赏着那泉水一样旺盛鼓涌的黑发，忽然觉得什么东西闪一下亮，灼痛了我的两眼。我忙俯身下去重新梳他的鬓角，凝视观察寻觅，终于失声叫喊起来:“哎呀，主席，您有了一白头发！”泽东正在闭国养神，闻声似有所动，眉慢慢地皱起来，深深“嗯”一声。

我问:“给你拔下来吧？”泽东略一沉，下:“拔吧。”我仔细挑出那白发，捏紧了，猛一揪，先拿到自己眼前看看，确信没拔错，再送泽东面前请他看。

泽东凝视那白发，眼睛一眨不眨，皱紧的眉又渐渐舒展开，笑了。他轻轻哺出两个字:“值得。

事后，我人还冲我嚷:·‘好啊，银桥，你敢在主席头上拔！”这些往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清晰真切，历历在目。可是一眨眼，那旺盛的黑发不见了，梳齿间静静滑过的是柔细。灰白、稀疏的头发。两鬓头发虽然还多，却白了快一半。经过3年困难时期，泽东明显苍老了许多。现在形势终于好转。可是，值得吧？

…

“主席，我走后，你更要注意身体。”我含着泪说。

“你的头发白了这么多，你太劳了…”泽东停了很久才掀起眼皮。他的眼圈红红的。说:“老了。等我死了以后，你每年到我坟上看我一次，行吗？

叫我怎么回答呢？我当然会每年去看他，但我真心希望他老人家万岁。万万岁。

我转开话头:“主席给我写几个字吧？”

“我没有新诗，给你抄一首旧诗吧。星期六，你们全家来我这儿.照照相…”泽东为我写了《长征》诗，签了名。写在大折子上。中央主要负责同志都在那折子上题字留了名。折子另一面有当时全国最著名的一些画家为我留了书画。可惜，我分配到河北省天津市工作后，省委第一书记索去说看看，后来又说丢了。再不曾要回来。

他不明白，我的损失是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