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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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侍昭献元圣皇后降居怀州，又如官山，孟常单骑以从。在怀州四年，诚节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风，由是上下益亲。每进言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今大兄在朔方，大母有居外之忧，殿下当奉意旨以娱乐之，则孝悌之道皆得矣。”仁宗深纳其言，问安视膳，婉容愉，天下称孝焉。有暇，则就孟讲论古先帝王得失成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孟特善论事，忠恳恻，言之不厌，而治天下之大经大法，深切明白。厥后仁宗入清内难，敬事武皇，笃孝母后，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文物典章，号为极盛。尝与群臣语，握拳示之曰:“所重乎儒者，为其握持纲常，如此其固也。”其讲学之功如此者，实孟启之也。

成宗崩，安西王阿难答谋继大统，成后为之主，丞相、枢密同声附和。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答剌罕密使来告，仁宗疑而未行。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训也。今车晏驾，大太子远在万里，宗庙社稷危疑之秋，殿下当奉大母，急还庭，以折谋、固人心。不然，国家安危，未可保也。”仁宗犹豫未决。孟复进曰:“谋得成，以一纸书召还，则殿下母子且不自保，岂暇论宗族乎！”仁宗悦，曰:“先生之言，宗庙社稷之福。”乃奉太后还都。时哈剌哈孙称病坚卧，仁宗遣孟往问之，适成后使人问疾，络绎不绝。孟入，长揖而坐，已而前引其手，诊其脉，众以为医，乃不疑之。既得知安西王即位有，还告曰:“事急矣！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不可不早图之。”左右之人皆不能决，惟曲出、伯铁木儿劝其行。或曰:“皇后深居九重，八玺在手，四卫之士，一呼而应者累万；安西王府中从者如林。殿下侍卫寡弱，不过数十人，兵仗不备，奋赤手而往，事未必济。不如静守，以俟阿合之至，然后图之，未晚也。”阿合，中国称兄，谓武宗也。孟曰:“群违弃祖训，附中，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弗与。殿下入造内庭，以大义责之，则凡知君臣之义者，无不舍彼为殿下用，何求而弗获！克清，以大兄之至，不亦可乎！且安西既正位号，纵大太子至，彼安肯两手进玺，退就藩国；必将斗于国中，生民涂炭，宗社危矣。且危身以及其亲，非孝也；遗祸难于大兄，非悌也；得时弗为，非智也；临机不断，无勇也。仗义而动，事必万全。”仁宗曰:“当以卜决之。”命召卜人，有儒服持囊游于市者，召之至，孟出，语之曰:“大事待汝而决，但言其吉。”乃入筮，遇乾三五皆九，立而献卦曰:“是谓乾之睽。乾，刚也；睽，外也。以刚处外，乃定内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飞龙在天，上治也。舆曳牛掣，其人耏且劓，内兑废也。厥宗筮肤，往必济也。大君外至，明相丽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刚运善断，无惑疑也。”孟曰:“筮不违人，是谓大同，时不可以失。”仁宗喜，振袖而起，乃共扶上马，孟及诸臣皆步从，入自延门。哈剌哈孙自东掖来就之，至殿廊，收首谋及同恶者，悉送都狱；奉御玺，北武宗，中外翕然，随以定。

仁宗监国，使孟参知政事。孟久在民间，备知闾阎幽隐，损益庶务，悉中利病，远近无不悦服，然特抑绝侥幸，群小多不乐，孟不为变。事定，乃言于仁宗曰:“执政大臣，当自天子亲用，今鸾舆在道，孟未见颜，诚不敢冒当重任。”固辞弗许，遂逃去，不知所之。夏五月，武宗即位，有言于帝曰:“内难之初定也，李孟尝劝皇弟以自取，如彼言，岂有今！”武宗察其诬，弗听，仁宗亦不敢复言孟。至大二年，仁宗为皇太子，尝侍帝同太后内宴，饮半，仁宗深思，戚然改容。帝顾语曰:“吾弟今不乐，何所思？”仁宗从容起谢曰:”赖天地祖宗神灵，神器有归，然成今母子兄弟之者，李道复之功为多。适有所思，不自知其变于也。”帝甚友，其言，即命搜访之，得之许昌陉山，遣使召之。

三年正月，入见武宗于玉德殿，帝指孟谓宰执大臣曰:“此皇祖妣命为朕宾师者，宜速任之。”三月，特授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集贤大学士，同知徽政院事。仁宗嗣立，真拜中书平章政事，进阶光禄大夫，推恩其三世，且谕之曰:“卿，朕之旧学，其尽心以辅朕之不及。”孟知遇，力以国事为己任，节赐与，重名爵，核太官之滥费，汰宿卫之冗员。贵戚近臣，恶其不便于己，而心服其公，无间言焉。

司空、司徒、太尉，古之三公，自大德以来，封拜繁多；释、老二教，设官统治，权抗有司，挠政事，僧道尤苦其扰。孟言:“人君之柄，在赏与刑，赏一善而天下劝，罚一恶而天下惩，柄乃不失。所施失当，不足劝惩，何以为治！僧、道士既为出世法，何用官府绳治！”乃奏雪冤死者，复其官荫；滥冒名爵者，悉夺之；罢僧道官。天下称快。

仁宗初出居怀，深见吏弊，痛刬除之。孟进言曰:“吏亦有贤者，在乎变化厉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与此曹气类不合，而曲相护祐如此，真长者之言。卿在朕前，惟举人所长，而不斥其短，尤朕所深嘉也。”时承平久，风俗奢靡，车服僣拟，上下无章，近臣恃恩，求请无厌。时宰不为裁制，乃更相汲引，望幸恩赐，耗竭公储，以为私惠。孟言:“贵有章，所以定民志；赐与有节，所以劝臣下。请各为之限制。”帝皆从之。

孟在政府，虽多所补益，而自视常若不及，尝因间请曰:“臣学圣人道，遭遇陛下，陛下尧、舜之主也。臣不能使天下为尧、舜之民，上负陛下，下负所学，乞解罢政权，避贤路。”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书，朕与卿相与终始，自今其勿复言。”继赐爵秦国公，帝亲授以印章，命学士院降制。又图其像，敕词臣为之赞，及御书“秋谷”二字，识以玺而赐之。入见，必赐坐，语移时，称其字而不名，其见尊礼如此。帝尝语近臣曰:“道复以道德相朕，致天下蒙泽。”赐之钞十万贯，令将作为治第。孟辞曰:“臣布衣际遇，所望于陛下者，非富贵之谓也。”悉辞不受。皇庆元年正月，授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仍平章政事。未几，请告归葬其父母，帝劳饯之曰:“事讫，宜速还，毋久留，孤朕所望！”十二月，入朝，帝大悦，劳甚至，因请谢事，优诏不允；请益坚，乃命以平章政事议中书省事，承旨翰林。二年夏，乞还国公印，奏三上，始如所请。帝每与孟论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汉、唐、宋、金，科举得人为盛。今兴天下之贤能，如以科举取之，犹胜于多门而进；然必先德行经术而后文辞，乃可得真材也。”帝深然其言，决意行之。延祐元年十二月，复拜平章政事。二年，命知贡举，及廷策进士，为监试官。七月，进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改封韩国公，职任如故。已而以衰病不任事，乞解政权归田里，帝不得已从所请，复为翰林学士承旨，入侍宴间，礼遇尤厚。

延祐七年，仁宗崩，英宗初立，太师铁木迭儿复相，以孟前共政时不附己，谗构诬谤，尽收前后封拜制命，降授集贤侍讲学士、嘉议大夫，度其必辞，因中害之。孟拜命欣然，适翰林学士刘赓来问，即与同入院。宣徽使以闻曰:“李孟今供职，旧例当赐酒。”帝愕然曰:“李道复乃肯俯就集贤耶？”时铁木迭儿子八尔吉思侍帝侧，帝顾谓曰:“尔辈谓彼不肯为是官，今定何如！”由是谗不得行。尝语人曰:“老臣待罪中书，无补于国，圣恩宽宥，不夺其禄，今老矣，其何以报称！”帝闻而善之，恩意稍加。至治元年卒。御史累章辨其诬，诏复元官。至治中，赠旧学同德翊戴辅治功臣、太保、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魏国公，谥文忠。

孟宇量闳廓，材略过人，三入中书，民间利害，知无不言，引古证今，务归至当。士无贵，苟贤矣，不进拔不已。游其门者，后皆知名。退居一室，萧然如布衣。为文有奇气，其论必主于理，其献纳谋议，常自毁其稿，家无几存。皇庆、延祐之世，每一政之缪，人必以为铁木迭儿所为；一令之善，必归之于孟焉。子献，御史中丞、同知经筵事。

张养浩张养浩，字希孟，济南人。幼有行义，尝出，遇人有遗楮币于途者，其人已去，追而还之。年方十岁，读书不辍，父母忧其过勤而止之，养浩昼则默诵，夜则闭户，张灯窃读。山东按察使焦遂闻之，荐为东平学正。游京师，献书于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辟为礼部令史，仍荐入御史台。一病，不忽木亲至其家问疾，四顾壁立，叹曰:“此真台掾也。”及为丞相掾，选授堂邑县尹。人言官舍不利，居无免者，竟居之。首毁祠三十余所，罢旧盗之朔望参者，曰:“彼皆良民，饥寒所迫，不得已而为盗耳；既加之以刑，犹以盗目之，是绝其自新之路也。”众盗泣，互相戒曰:“毋负张公。”有李虎者，尝杀人，其暴戾为害，民不堪命，旧尹莫敢诘问。养浩至，尽置诸法，民甚快之。去官十年，犹为立碑颂德。

仁宗在东，召为司经，未至，改文学，拜监察御史。初，议立尚书省，养浩言其不便；既立，又言变法政，将祸天下。台臣抑而不闻，乃扬言曰:“昔桑哥用事，台臣不言，后几不免。今御史既言，又不以闻，台将安用！”时武宗将亲祀南郊，不豫，遣大臣代祀，风忽大起，人多冻死。养浩于祀所扬言曰:“代祀非人，故天示之变。”大违时相意。时省臣奏用台臣，养浩叹曰:“尉专捕盗，纵不称职，使盗自选可乎？”遂疏时政万余言:一曰赏赐太侈，二曰刑太疏，三曰名爵太轻，四曰台纲太弱，五曰土木太盛，六曰号令太浮，七曰幸门太多，八曰风俗太靡，九曰异端太横，十曰取相之术太宽。言皆切直，当国者不能容。遂除翰林待制，复构以罪罢之，戒省台勿复用。养浩恐及祸，乃变姓名遁去。

尚书省罢，始召为右司都事。在堂邑时，其县达鲁花赤尝与之有隙，时方求选，养浩为白宰相，授以美职。迁翰林直学士，改秘书少监。延祐初，设进士科，遂以礼部侍郎知贡举。进士诣谒，皆不纳，但使人戒之曰:“诸君子但思报效，奚劳谢为！”擢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改右司郎中，拜礼部尚书。英宗即位，命参议中书省事，会元夕，帝于内庭张灯为鳌山，即上疏于左丞相拜住。拜住袖其疏入谏，其略曰:“世祖临御三十余年，每值元夕，闾阎之间，灯火亦；况阙庭之严，掖之邃，尤当戒慎。今灯山之构，臣以为所玩者小，所系者大；所乐者浅，所患者深。伏愿以崇俭虑远为法，以喜奢乐近为戒。”帝大怒，既览而喜曰:“非张希孟不敢言。”即罢之，仍赐尚服金织币一、一，以旌其直。后以父老，弃官归养，召为吏部尚书，不拜。丁父忧，未终丧，复以吏部尚书召，力辞不起。泰定元年，以太子詹事丞兼经筵说书召，又辞；改淮东廉访使，进翰林学士，皆不赴。

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陕西行台中丞。既闻命，即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登车就道，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道经华山，祷雨于岳祠，泣拜不能起，天忽翳，一雨二。及到官，复祷于社坛，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时斗米直十三缗，民持钞出粜，稍昏即不用，诣库换易，则豪猾蔽，易十与五，累不可得，民大困。乃检库中未毁昏钞文可验者，得一千八十五万五千余缗，悉以印记其背，又刻十贯、伍贯为券，给散贫乏，命米商视印记出粜，诣库验数以易之，于是吏弊不敢行。又率富民出粟，因上章请行纳粟补官之令。闻民间有杀子以奉母者，为之大恸，出私钱以济之。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无少怠。每一念至，即抚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至顺二年，赠据诚宣惠功臣、荣禄大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滨国公，谥文忠。二子:彊、引，彊先卒。

敬俨敬俨，字威卿，其先河东人，后徙易水。五世祖嗣徽，仕金，官至参知政事；曾祖子渊，乐陵令；祖鉴，同知嵩州事。皆以进士起家。父元长，有学行，官至太常博士。俨其仲子也，幼不为嬉戏事，长嗜学，善属文，御史中丞郭良弼荐为殿中知班，著宪章若干卷。受知于广平王月吕禄那演，连辟太傅、太师两府掾，调高邮县尹，未赴，选充中书省掾。朱清、张瑄为海运万户，豪纵不法，适俨典其文牍，尝致厚赂，俨怒拒之，二人以罪伏诛。权贵多以贿败连坐，独俨不与。

大德二年，授吏部主事，改集贤司直。会湖湘有警，丞相哈剌合孙答剌罕奏俨奉诏恤民，且观衅，甚称旨意。六年，擢礼部员外郎。有故郡守子，当以荫补官，继母诉其非嫡者，俨察其诬，按之，果如所言。七年，拜监察御史。时省臣有既黜而复收用者，参预官巧佞，与相比周，以黩货挠法，即劾去之。江浙行省与浙西宪司章相攻击，事闻，命省台遣官往治之，俨与阿思兰海牙偕行，议多不合，两上之，朝廷是俨议。七月，迁中书左司都事，扈从上京。西京贾人有以运粮供饷北边而得官者，盗用至数十万石，以利啗主者，匿不发，俨按征之以输边。

九年，授吏部郎中，以父病辞。已而父卒，既终丧，复入御史台为都事。中丞何某与执政有隙，省议核台选之当否，俨曰:“迩者省除吏千余人，台亦当分别之？”语闻，议遂寝。江南行御史台与江浙省争政，事闻，俨曰:“省台政事，风化本原，各宜尽职，顾乃以小故忿争，而渎上听乎！”建康路总管侯珪，贪纵事败，俨亟遣官决其事，及其夤缘近幸，奏请原之，命下，已无及矣。

武宗抚军北边，成宗升遐，宰臣有异谋者，事定，命俨预鞫问之，悉得其情。除山北廉访副使，入为右司郎中。武宗临御，湖广省臣有伪为警报，驰驿入奏，以图柄用者，俨面诘之曰:“汝守方面，既有警，岂得离职，是必虚诞耳。”其人竟以状被斥。旱蝗为灾，民多因饥为盗，有司捕治，论以真犯。狱既上，朝议互有从违，俨曰:“民饥而盗，迫于不得已，非故为也。且死者不可复生，宜在所矜贷。”用是得减死者甚众。

至大元年，授左司郎中，擢江南诸道行御史台治书侍御史。先是，俨以议立尚书省，忤宰臣意，适两淮盐法久滞，乃左迁俨为转运使，以陷之。比至，首劾场官之贪污者，法既大行，课复增羡至二十五万引。河南行省参政来会盐筴，将以羡数为岁入常额。俨以亭户凋弊已甚，以羡为额，民力将殚，病人以为己，非宰臣事，事遂止。仁宗践阼，召为户部尚书，廷议革尚书省弊政，俨言:“遽罢钱不用，恐细民失利。”不从，以疾辞。

皇庆元年，除浙东道廉访使。有钱塘退卒，诈服僧衣，称太后旨，建婺州双谿石桥，因大兴工役以病民。俨命有司发其赃，杖遣之，仍请奏罢其役。郡大火，焚数千家，俨令发廪赈贫馁。取宪司废堂材木及诸路学廪之羡者，建孔子庙。二年，拜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旧俗，民有争，往往越诉于省，吏得并缘为利，讼以故繁。俨令下省府，非有司，不得侵民，讼事遂简。诏设科举，俨荐临川吴澂、金陵杨刚中为‮试考‬官，得人为多。其年冬，移疾退居真州。除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不赴。四年，诏促就前职，以疾辞。七月，召为侍御史；十月，迁太子副詹事，御史大夫答剌罕奏留之，制曰“可”湖广省臣以赃败，俨一五奏，卒正其罪。台臣有劾去而复职者，御史复劾之，章再上，有旨命丞相、枢密共决之。俨曰:“如是，则台事去矣。”遂即帝前奏黜之，因伏殿上，叩头请代。帝谕之曰:“事非由汝，汝其复位。”五年夏五月，拜中书参知政事，台臣复奏留之，俨亦陛辞，不允。赐《大学衍义》及所服犀带。每入见，帝以字呼之，曰威卿而不名，其见礼遇如此。旧制，诸院及寺监，得奏除其僚属者，岁久多冒滥，富民或以赂进，有至大官者。俨以名爵当慎惜，会台臣亦以为言，乃奏请悉追夺之，遂著为令。六年，告病，赐衣一袭，遣医视疗。俨以其乡在近圻，恐复征用，乃徙居淮南，虽亲故皆不接见。至治元年，除陕西诸道行御史台中丞。泰定元年，改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中丞。皆不赴。年六十五，即告老，朝廷虽命其子自强为安庆总管府判官，而未从其请。四年，遣使赐酒，征为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商议中书省事。俨令使者先返，而挈家归易水。九月，帝特署为中政院使，复赐酒，召之，乃舆疾入见，赐食劳，亲为差吉使视事，命朝会无下拜；是月，拜中书平章政事，复以老病辞，不从。

天历改元，朝议尽戮朝臣之在上京者，俨抗论，谓是皆循常岁例从行，杀之非罪。众赖之获免。居月余，伤足，告归。家居十余年，痹不能行，犹劬书不废。临终，戒子弟曰:“国恩未报，而至不禄，奈何！汝曹当清白守恒业，无急仕进。”正冠帻，端坐而逝。赠翰林学士承旨、光禄大夫、柱国，封鲁国公，谥文忠。

自强，朝散大夫、礼部员外郎。俨有诗文若干卷，藏于家。叔祖铉，与太原元好问同登金进士第，国初为中都提学，著《秋备忘》四十卷，仁宗朝命刻其书，今行于世。

部分译文张珪字公端，张弘范之子。年少时能挽强弓，百发百中。有一次，与其父打猎于林中，遇猛虎。珪箭往前，虎如人一样站起来扑向张珪，珪一箭穿虎喉，全军无不为之腾，其勇敢如此。至元十六年(1279)，弘范平定广东海南，宋礼部侍郎邓光荐赴水自尽，弘范救起并以礼相待，命珪以光荐为师。光荐给珪一书，名《相业》，对他说:“读此书，后必有用。”元军北还，经江淮，命珪摄管军万户，这时年十六岁。

十七年，拜珪为昭勇大将军、管军万户，有实权，佩其父虎符，治理所统辖的元军，镇守建康(南京)。不久，其父弘范卒，丧事办完后，世祖召见张珪，亲加抚。珪奏称:“臣年幼肩此军务重任，诚恐能力不足。聂祯随我祖父、父亲久经征战，希望任命他为臣之辅佐。”世祖称赞道“:求老成者来辅佐自己，一般年青人还想不到这点。”至元十九年，太平、宣城、徽州群盗竞起，行省传令张珪出兵讨伐，其士卒为贼所败，有士卒杀民家牲畜并殴伤其主人。珪宣称:“这就是我军打败仗的原因。”斩杀这些抢掠百姓的士卒，严肃军纪，诸盗悉平。

至元二十九年(1292)，张珪回到朝廷。当时朝廷认为天下大局已定，行枢密院可以撤销，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张王宣也这样说。枢密副使暗问珪有何意见，珪说:“见皇上当陈述我的看法。”一皇帝召问，珪回答说“:即使行院可撤销，也不应由张王宣出面提出。”结果不仅未撤，而且任命张珪为枢密副使。太傅月儿鲁那演对皇帝说:“珪年纪尚轻，姑且任为佥书，果可大用，后再任命为枢密副使不迟。”皇帝说:“不然，他家祖孙三代为我朝灭金灭宋，誓死效力，还要吝惜此枢密副使之一官职么！”拜珪为镇国上将军，江淮行枢密副使。

成宗即位，废行枢密院。大德三年(1299)，遣使巡行天下，珪奉命巡行川陕，访问民间疾苦，赈恤孤贫，罢黜冗官贪吏。还京后升为江南行御史台侍御史，换为文官阶中奉大夫，又转任浙西肃政廉访使。在任此职期间，弹劾罢免郡县地方长官以下三十余人，府史胥徒数百人，没收赃款巨万。珪得悉盐司诈图利的事，打算揭发。此事涉及行省，有人为之不安，极力中伤张珪，同时贿赂皇帝近臣，妄言张珪以巫术制人，并阻碍盐法的施行。成宗遣官员共同审理此案，结果查出了行省大小官吏及盐官欺下罔上的许多罪状，对他们均按律治罪。帝召珪回京，拜为佥枢密院事，辞不受命。又拜为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因上疏，详细论述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及灾异发生的原因，其内容包括:修德行，广言路，进君子，退小人，信赏必罚，裁减不必要的官员，节制费，遵行祖宗的成法，共数百言。他还弹劾一些大官的不法行为，以及惑皇帝的左右小人。他的这些奏章都被扣，不上报皇帝，珪因而称病辞官归家。许久之后，拜为陕西行台中丞，而他辞不赴任。

武宗即位，召拜张珪为太子谕德，几天后又相继拜为宾客、詹事，均辞不就任。朝廷设立尚书省，全国上下议论纷纷。中丞之位久已空缺，正考虑适当人选。当时仁宗为太子，他提出:“要想得到一位才德兼备的中丞，非张珪莫属。”于是当即拜珪为中丞。至大四年(1311)，武宗崩，仁宗即位，召张珪入面谕“:朕本想赐卿宝玉，但这不是卿所希望的东西。”说毕，用手巾擦擦额上的汗，然后将汗巾送到珪怀中言道:“朕的汗水在哪里，朕的心也就在哪里。”皇庆元年(1312)，拜珪为荣禄大夫、枢密副使。徽政院使失列门奏请将洪城军隶属于兴圣，而由他自己统领。此事以皇帝的名义发文给枢密院，枢密院官员惧怕失列门的权势，只得承命照办，而张珪坚决不同意，致使此事未能实现。皇庆二年拜为中书平章政事。教坊使曹咬住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张珪认为“让乐师为礼部尚书，对后人将如何代”极力劝阻了。皇太后任命右丞相铁木迭儿为太师，万户别薛为参知行省政事。张珪奏道:“太师必须能经邦治国，而铁木迭儿不是这样的人才；别薛无功，不可为外省长官。”珪随皇帝出居庸关，一天失列门传皇太后懿旨，谴责张珪反对任铁木迭儿为太师、别薛为参知行省政事，还对他施以杖刑。珪受伤甚重，被抬回京师，第二天就离开了京都。珪之子景元掌管皇帝符印，平时一天也未离开宿卫，这时因父病重，立即告假回家。仁宗大惊，问其原因，景元只是顿首哭泣，不敢讲明实情，仁宗忧郁好久，遣参议中书省事换住去赐张珪酒宴，并拜为大司徒。珪托病推辞，居家调养。后因母亲去世，在墓旁守丧三年。至治二年(1322)，英宗召珪于易水，对他说“:卿为四朝老臣，朕想请你执掌朝政。”珪辞谢返乡，帝命侍臣设酒宴饯行。丞相拜住问珪:“作为宰相，首先应干什么？”珪回答说:“莫先于纠正君王的过失，莫急于广开言路。”这年冬，起任珪为集贤大学士。在此之前，铁木迭儿复为丞相，为报私怨而杀平章萧拜住、御史中丞杨朵儿只、上都留守贺伯颜，得大小官员惶恐不安，不能自保。这时发生地震飓风，皇帝命廷臣商议消灾的办法，张珪直言不讳地说:“消灾，当追究灾异发生的原因。昔汉代杀孝妇，以致三年不雨；萧、杨、贺冤死，难道不是导致灾祸发生吗？死者固然不可复生，但公正的评论却可使沉冤昭雪，切不可使朝廷失去公正评论。”英宗拜珪为中书平章政事，命侍宴于万寿山。

至治三年八月，御史大夫铁失谋反，刺杀英宗，夜入京城，夺中书省符印。珪密奏朝廷“:贼罪不可逃。”铁失等皆处死刑，唯独要把铁木迭儿之子治书侍御史锁南放，珪抗争道“:按照法律，强盗不分首恶胁从，凡掘墓伤尸者，均应处死。锁南随从铁失杀害皇上，且砍断丞相拜住胳臂，还让他活着吗？”终于治锁南死罪。仁宗的灵位牌被盗，当时参知政事马剌正兼领太常礼仪使，却拟升为左丞。珪上书说:“以参政升左丞可算为循序迁升，然而太常管宗庙不谨严，以致神位被盗，应当治罪，为何反而升官，这样怎能答谢仁宗在天之灵？”于是，迁升马剌的诏令停止下达。

泰定元年(1324)六月，泰定帝到上都。此前，帝为灾异事，诏令百官商议办法。珪与枢密院、御史台、翰林院、集贤院等各衙官员，详细讨论了当前政务之得失，与左右司员外郎宋文瓒至上都陈奏，其奏议如下:“国之安危，在于相得其人。昔唐玄宗前用姚崇、宋王景则治，后用李林甫、杨国忠，天下动，几致亡国。虽赖郭子仪诸将效忠竭力，恢复江山，然从此以后藩镇专横跋扈，纪纲不振，实由李林甫之忌害忠良，布置，蒙蔽圣听，保禄养祸所致，真死有余辜。我朝前宰相铁木迭儿，狡巨猾，老谋深算，谋丛出。其专政十年内，凡宗戚有忤他意者，巧言离间，谋中伤，忠直之士被诛杀窜者不知多少人。当其贪赃枉法之罪恶败之时，又谄媚权失列门及为皇上宠的也里失班之徒，苟全其命，且不久又任太子太师。仁宗升天后，他又得到英宗宠信，再任中书令，与失列门等相互勾结为，诬杀萧、杨等以报私怨。幸失列门之徒被诛，而铁木迭儿又摇身一变，竟邀功请赏，获得信任，其诸子分布于宿卫，掌显要之职，欺上蒙下，杜绝言路，卖官鬻爵，作威作福，一令发出，上下恐惧不安，稍有不附和于他，大祸立至。其权势炽，中外寒心。因此一时群并进，如逆贼铁失之徒，名为义子，实为腹心。忠良之士逃避不迭，或坐以待捕。先皇帝已察其恶，夺其官爵，没其家产，但终因未做严厉处置，留下遗患，以致他敢于刺杀皇帝。其子锁南，参与逆谋，罪恶昭彰，虽开棺戮其尸，灭其家族，还不足以抵其罪。但如今却还其所收家产，诸子尚在京师，攀附权贵，再入宿卫。世祖时，阿合马贪残之罪败，人虽死但仍宣判其罪，何况如铁木迭儿这样的恶。臣等认为:应遵循祖宗法制，仍没收铁木迭儿家产，将其子孙放于外郡，以昭示惩此国家之大恶大。

“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其所以如此，是要明纲常伦理，别上下之分。铁失之结谋反，皇帝丞相均遭毒害，天下之人，痛心疾首，皆不忍闻。近奉朝旨‘:铁失之徒既然伏罪，诸王按梯不花、孛罗、月鲁铁木儿、曲吕不花、兀鲁思不花，亦已放。逆胁从众多，怎可尽诛。关于这件事，以后不必追问了。’臣等认为，按古法，凡官吏谋叛，均应杀无赦。我圣朝立法，强盗劫杀百姓，同案犯无论首恶胁从，一并治罪，何况杀君谋反之，天地不容，应该诛杀按梯不花之徒，以安民心。

“《书》曰:‘只有君王能作福，只有君王能作威。’臣子不能作威作福，若有作威作福者，必有害于家，有危于国。生杀予夺之权于天子，臣下不得盗用。辽王，居宗室之首位，镇守辽东，其任不轻，然当国家不幸，有非常变故之时，非但不能讨贼，反而期望赦免，为报仇忿，杀亲王妃主百余人，瓜分羊马畜产。如此残害骨，盗窃君主权力，闻者莫不切齿。如今不仅不问罪，而且厚赐放还，让他仍守其爵土。臣恐国家纪纲，从此不振，如有效尤，将何以对付？且辽东地广，素为重镇，若彼久居，彼更将肆无忌惮，何况令死者含冤九泉，有伤天地和祥之气。臣等以为:我历朝法典规定，如赦免了杀人犯，其罪不可原谅。对于，应削夺其爵土，放到别处去，以显扬皇上之威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