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婚前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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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省的光和首都其实没什么两样。在早乍暖还寒的子里，外省的光和首都的一样，都让人觉得珍贵。这个季节写字楼、公寓和居民住宅的暖气已经停了，白天，室内比户外要明凉许多。这个季节尹小跳的骨头和常常有些酸疼，当她走在街上，大腿的肌会突然一下子发酸；左脚域者右脚）的小脚趾，里边那些纤细的小关节也会一阵阵曲里拐弯儿针刺样地疼。这有点儿难受，却是一种好受的难受。那疼也是小打小闹，咿咿呀呀撒娇似的，像被太晒开了的一种半醉的呻。在她的头顶，路边的小叶杨也绿了，绿得还，轻烟一般在浅楼群的间缭绕。一座城市就显出了它的柔软，还有不安。

尹小跳坐在外省的出租车上，摇下车窗玻璃把头探出去，像要试试外面的温度，又仿佛要让普天下的光全部照耀在她那颗剪着短发的脑袋上。她这种探头车外的姿态看上去有点儿野，再过分一点儿就是鲁了。可是尹小跳并不过分，从小她对各种姿态的把握就有一种无师自通的分寸。

所以此刻她的探头车外仅仅是有一点儿野和一点儿优雅。那时落下的玻璃正挤住她的下巴颏儿，宛若雪亮的刀锋正要抹她的脖子，还使她有种头在铡刀下的觉。这是一幅血淋淋的过瘾景象，带点儿凛然不屈的自质，是童年时代刘胡兰的故事留给尹小跳水远的纪念。每当她想起国民匪帮用铡刀把十五岁的刘胡兰给铡了，她的喉咙就会”咕噜咕噜“响个不停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惊惧，又是一种莫可名状的快。那时她就总问自己:为什么最吓人的东西也会是最人的东西呢？那时她分辨不清她是因为渴望成为英雄而幻想去躺在铡刀下还是越怕躺在铡刀下就越想躺在铡刀卜。

她分辨不清。

出租车在洒光的大街上跑着，外省的光和首都其实真没什么两样。尹小跳想。

不过，外省的光和首都到底是两样的，尹小跳又想。

此时此刻，就在外省省会福安市，就在这个距北京仅二百公里的城市，光里的尘埃和纤维，光下人的表情和物体的形状，不知怎么和首都总有那么点儿不一样。遇到红灯时，尹小跳便开始打量那些被红灯拦住静止下来的骑自行车的人。一个穿着黑松糕鞋和一身窄瘦黑衣服的女孩子体态匀称、面容姣好，染着金黄的发梢儿，使她想起她在特拉维夫、纽约和汉城看见的那些喜穿黑衣服的少女。世界免费什么，这里也在免费什么。这个外省黑衣少女，她叉腿坐在白跑个车座上，一边焦急地扬起手腕看表，一边吐痰。她看一看表，吐一口痰；吐一口痰，又看一看表。尹小跳猜测她肯定有急事，时间对她是多么重要。不过她为什么要吐痰呢？既然她有手表。既然她有手表，就用不着吐痰。既然她吐痰，就用不着有手表。既然她已经学会了让时间控制她的生活，她就应该学会控制痰。既然她有手表，就不应该有痰。既然她吐了痰，就不应该有手表。既然她有表，就万不该有痰。既然她有痰，就万不该有表。既然表…既然痰…既然痰…既然表…既然、既然…红灯早已变了绿灯，黑衣女孩子早把自己像箭一般了出去，尹小跳还纠在手表和痰里没完没了。她这种看上去特别极端的非此即彼的纠，让人觉得她简直就要对着大街放声喝斥了，可她这种极端的非此即彼的纠却又似乎不是真的义愤。假设她强令自己把刚才那”既然有表就不该有痰“的句于颠来倒去再默念15遍，她一定会觉得结果是茫然不知其意义。那么，她这种纠的确不足真的义愤，一点与己无关的喋喋不休的尖刻罢了，这原本就是一个手表和痰并存的时代，尤其在外省。

尹小跳从车窗外收回了她的脑袋。车内收音机里正播放着一支老歌:“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主席就是那金的太。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找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哎，巴扎嘿！”这是当地音乐台的一个有奖竞猜节目，主持人请听众猜出歌名和演唱此歌的演员，猜中者可得到一套佳宝牌sod护肤品。不断有听众打进电话，着福安味儿的普通话把歌名和歌唱者猜来猜去，却没有一个人猜得对。毕竟，这歌和唱这歌的老演员对于现在的听众是太陌生了。陌生到连音乐台的主持人都觉出了尴尬。尹小跳知道这首老歌的名字，也听出了那演唱它的人是谁，这使她无形中似乎也加人了这个有奖竞猜，虽然她儿就没打算给这条热线打过去一个电话。她只是下意识地在心里把这首老歌唱了许多遍——单唱那最后一句:“巴扎嘿！巴扎嘿！巴扎嘿！巴扎嘿…”二十多年以前，她和她的同学一起唱这首歌时，就最唱最后那个“巴扎嘿！”这是一首西藏翻身农奴歌颂泽东的歌儿，显然那“巴扎嘿”不是一句汉语。就为了它不是汉语，当年的尹小跳才会那么起劲儿地重复它吧，带着那么点儿不明由的解放，像念经，又像耍贫。因为想到了耍贫，尹小跳才强迫自己在心里停止对“巴扎嘿”的重复。她回到了现在，回到了外省省会福安市的出租车上。音乐台的节目已经停上，安静的出租车座位上铺着一块不太干净的棉线割花垫子，像从前北方农村姑娘手绣的鞋垫。这使尹小跳每逢坐进这样的出租车，总有一种坐在炕上的觉。这就是外省了，她叹着。虽然她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她还是习惯地把这里的一切和首都相比。无论从心理距离还是从地理距离，北京离她都是那么近，一直那么近。这似乎和她生在首都她是北京人有关，不过在多数时间里，她并不觉得她是北京人，她也不觉得她是外省人是福安人。她觉得她哪里的人也不是，她经常有点儿赌气又有点兴灾乐祸地这么想。她好像故意要使自己无所归属，仿佛只有无所归属才可能让她自由而又自在地高于眼前的城市，让她镇静地、不事矫情地面对所有的城巾和生活。而当她想到镇静这个词的时候，她才明白坐在出租车里的她也许不是那么镇静的，她大概要结婚了。

她从来也没结过婚——这句话听上去有点儿病，好像其他准备结婚的人都结过许多次婚似的。但是，她从来也没结过婚——她仍然这么想。她这样想自己，谈不上褒意，也谈不上贬义，有时候显得自傲，有时候又有几分哀怨。她知道自己不像一个接近四十岁的人，她的眼神儿里常有一种突然不知所向的润的蒙胧；她的体态呈现出一种没有婚姻、没有生育过的女的成的矫捷、利落而又警醒。她办公室的屉里总是着一些零食:话梅、鳗鱼干、果仁巧克力；她是福安一家儿童出版社的副社长，不过她的同事没有叫她尹社长的，他们直呼其名:尹小跳。很多时候她显得风得意，她知道，最受不了她风得意的就是她的妹妹尹小帆了，特别是在尹小帆远走美国之后，这一切变得更加清晰明朗。长期以来她总是害怕把自己的恋告诉尹小帆，可越是害怕，她越是非要把每一次恋告诉尹小帆不可。就好像以此证明她不怕尹小帆，她经得起尹小帆在她的恋中所做的一切。眼下她仍然有点儿鬼祟、又有点儿逞能似的这么想着，她仿佛已经拿起了电话，已经看见越洋电话的那一头，芝加哥的尹小帆听到这消息之后那张略带懊恼的审视的脸。还有她那搀着鼻音的一串串语言。她们，尹小跳和尹小帆，她们曾经共过患难她们同心同德，是什么让尹小帆如此烈地蔑视尹小跳的生活——那的确是一种蔑视，连同她的服装，她的发式，她生活中的男人，无一不遭到尹小帆的讽刺和抨击，以至于尹小跳卫生间的淋浴器也使尹小帆产生过不。那年她回国探亲，在引小跳家里住了几天，她抱怨姐姐家热水器头的出水量小，得她洗头之后冲不干净头发——她那一头宝贵的长发。她绷着脸抱怨着，一点儿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而尹小跳只能抑着心中的不快，不自然地笑着，她永远记住了自己那不自然的笑。

没准儿她不应该告诉她。

出租车把尹小跳送到亿客隆超市，她采购了足够一星期吃的东西，然后乘车回家。

家里停了暖气，房间里有些凉，但这凉显然不同于冬天的寒冷，它不是充空间的密集的生硬，它是不确定的，带着几丝幽幽的落寞之气。在这样的季节，在这样的晚上，尹小跳喜打开所有的灯，从走廊开始，到厨房，到书房，到客厅，到卧室，到卫生间，所有的灯，顶灯，壁灯，台灯，落地灯，镜前灯，头灯…她的手依次“啪啪”地按着这些开关，只有房子的主人才可能这么络而又准确。

尹小跳是这房子的主人，她用开灯的方式和她的房子打着招呼，她的这些灯照亮了她的房子，又仿佛是灯们自己点亮自己着尹小跳的回家。于是，灯光照亮的每一件家具，灯影里每一片柔暗的朦胧，都使她觉得可靠、踏实。她就这样把每一个房问行走完毕，最后将自己进一个小小的角落:客厅里那张灰蓝的织贡缎面料的单人沙发，那似乎是她在人睡觉时最喜的一个角落。每当她从外边回来，下班或是出差，她都要在这张小沙发上坐着愣那么一会儿，喝一杯白开水，缓缓神儿，直到身心安生下来，松弛下来。她从来不坐那张三人沙发，即使当陈在把她抱在怀里，要求更舒适地躺在那张三人沙发上时，她也表示了坚决的不配合。情急之中她干脆对他说:“咱们上吧！”这是一句让陈在难忘的话，因为在那之前他们从未上过，尽管他们认识了几十年，他们深明彼此。后来，有时候当他们有些烧包地打着嘴仗，嚼清是谁先“勾引了”谁时，陈在就会举出尹小跳的这句话:“咱们上吧！”这话是如此的坦，率真，如此令人猝不及防，以至于缺少了它固有的情成分，使陈在一万遍地想着，此时此刻被他捧在手中的这个柔若无骨的女人，真是他一生的至，从来就是。也似乎正因为那句话，那个晚上他们什么也没做成。

今晚陈在不在，他到南方出差。尹小跳吃过晚饭，又坐回到小沙发上看了一部书稿，就洗澡上。她愿意早点儿钻被窝儿，她愿意钻在被窝儿里等陈在的电话。她尤其喜“钻被窝儿”这几个字，有点儿土，穷穷气气的不开眼，可她就是喜那“钻”和那“被窝儿”她一直不能习惯宾馆、饭店和外国人的睡法:把被脚（或毯子脚）连同被单紧紧绷在垫上，腿脚伸进去，一种四边不靠、没着没落的觉。

她也不喜羽绒被和蓬松棉、透气棉之类，轻飘飘地浮在身上反倒让人累得慌。她一直盖真正棉花絮成的被子，她喜棉被叠成的被窝儿的千般好处，喜它覆盖在身上那稍显重量的温柔的迫，喜被窝儿的旮旮旯旯隐藏着的不同温度，当她因为热而睡不着觉时，她就用她的脚寻找被窝儿底下那些柔软褶儿里的凉儿。她需要蜷缩的时候，被窝儿也会妥帖地簇拥起她的身体，不像那些被垫紧的棉毯毯，你简直不要妄想扯动它，你得服从它的霸道，因而你得保持得体的睡姿——凭什么呀！尹小跳想。每次她出差或者出国都故意把那些毯子、被单掀得七八糟。棉被使尹小跳的睡眠一直好，她的不愉快大都是半夜醒来袭上心头的。当她打开台灯，脚步不稳地去卫牛间撒回来，关掉台灯复又躺在上时，只有这时，她才会突然到一种伸手抓得到的孤独甚至无聊。她开始胡里胡涂地想一些事儿，而人在半夜醒来想起的事儿大半是不愉快的。她是多么不愿意在半夜醒过来啊！当她真正有了陈在之后，她才不再惧怕半夜的苏醒了，她将不再是她一个人。

她蜷缩在被窝儿里等来了陈在的电话，他在电话里亲着她，他们说了很长时间。当尹小跳挂断电话时，她发现自己还不想睡觉。就在这个晚上，陈在远离福安的晚上，她特别特别想看一看封存在书柜多年的那些情书。那不是陈在写给她的，她也早就不再恋那给她写情书的人。她此时的念谈不上是怀旧，或者有几分查看和检点的意思，也许她珍惜的是那些用人手书写在纸上的字。在今天，已经没有太多的人用手把握着笔在纸上写字了，特别是情书一类。

2一共六十八封信，每封信都被尹小跳按时间顺序编了号。她打开第一号，展开一张边缘已经发黄的白纸:“小跳同志，在京匆匆一面，你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有一种预，我们肯定还会再见面的。现在我在飞机上给你写信，今到上海，明飞旧金山。你约我写童年自传的事我会认真考虑——因为是你约。”署名“方兢”时间是1982年3月。

与其说这是一封信，不如说这是一张便条。字很大，歪歪斜斜地铺排在十六开白纸上，就显得稀疏，字们像是瞪着傻眼在看读信的人。严格来讲，它也算不上情书，但它当年给尹小跳灵魂的震撼，却比后她接到的他那些真正的情书要强烈得多。

写信人方兢在当年的电影界人红大紫: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美丽生命》在全国各大影院不厌其烦地上映之后，还连获了几个大奖。那近一部描写中年知识分于在过去的年代遭受着非人的折磨，却乐观地存活下来的电影，方兢就在电影中扮演那个被关押在边疆劳改农场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小提琴演奏家，劳改使他再也无缘和这种乐器见面。

电影中有个情节:主人公在食不果腹的超常劳动之后，当他从莜麦田里直起，看见远方人的晚霞时，还是情不自地伸出胳膊。他以右臂当琴脖，用左手按在右臂上，手指跳动着，就像在按动提琴的柔弦。电影在这时有个特写，即主人公那条瘦骨磷峋、伤痕累累的胳膊和他那只已经变形的古怪的手。那条模拟着提琴的胳膊和模拟着演奏的手让人心碎，尹小跳每次看到这里都不住下热泪。她坚信那不是表演，而是方兢本人就有那样的经历。这样的电影情节在今天看来也许稍显矫情，但在当年，在人心被抑了太久的时代，它轻而易举就能呼唤出观众奔涌的泪水。

尹小跳从来就没有设想过她会认识方兢。那时她大学毕业不久，通过关系进人福安市儿童出版社当编辑。像所有崇敬名人的年轻人一样，她和她的同学、同事热心地议论《美丽生命》这部电影和方兢本人，阅读报纸上、杂忐上一切关于方兢的介绍并且争相转告:他的出身，他的经历，他的家庭，他的好，他正在进行的创作，他带着影片赴某国参加某个电影分又获一个什么奖，甚至他的身高他的体重尹小跳都一清二楚。她和他认识是个偶然的机会，她去北京组稿，遇到一个大学同学，这同学的父亲在电影家协会工作，因此消息特别灵通。同学告诉尹小跳，电影家协会要给方兢的作品开研讨会，她有办法带尹小跳溜进会场。

研讨会那天，尹小跳被同学带着溜进了会场，她们坐在角落里。那会上说了些什么尹小跳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方兢比电影上显得年轻，说一口略带南方味儿的普通话。他嗓音洪亮，笑起来身子频频向后仰，显得很随便。还记得他手握木烟斗，话到动之处他就把烟斗在半空挥来挥去，有人称之为潇洒。他的四周，围了俊男靓女。当研讨会结束时，这些人一拥而上，举着本子请方兢签名。同学一把拉住尹小跳的手，想随着人冲上前。尹小跳也从椅子上站起来，却本能地向后退着。同学只好放开尹小跳，单匹马往前挤去。其实在尹小跳手里，那笔记本已被翻到了新的一页，翻到了准备让方兢签名的那个空白。可她还是摸着本子向后退着，也许是有些胆怯，也许是骨子里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合时宜的傲气扼制了她的狂热。尽管在他面前她是如此地微不足道，那她也不愿意充当一个只会追着名人签名的傻瓜。她后退着，义在心中惋惜着这白白失掉的机会。这时，处在人的旋涡中的方兢突然伸出他那长臂猿一般的胳膊，指着人群之外的尹小跳说:“喂，你！”他说着，拨开人丛走到尹小跳跟前。

他来到了她的跟前，小由分说夺过她手中的本子，在上面签下了他的大名。

“现在你意了吧？”他似乎屈尊地直视着尹小跳的眼睛说。

“我更愿意说非常谢您，方兢先生！”尹小跳意外而又动，并忘乎所以地胆大起来:“不过，您怎么知道我是想让您签名呢？”她也试着直观他的眼睛。

“那你想干什么？”他不明白。

“我想…是这样，我想向您约稿。”尹小跳到底把自己和那些单纯的请求签名者区分了开来，她怀着心幼稚的郑重，即兴奋地、又带点儿挑衅地对对方说。

“我看咱们俩得颠倒一下了。”方兢边说边从衣兜里摸出一个皱皱巴巴的信封:“我请你给我签个名可以吧？”他把信封伸到尹小跳眼前。

这倒使尹小跳不好意思了，但她还是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在方兢的提醒下，留了出版社的地址、电话。接着，她不失时机地、趁热打铁地对方兢说了她的约稿计划，尽管这计划是几分钟之前她才瞎编出来的。她说，她报了一个选题，社里已经通过了，她准备出一套名家童年丛书，包括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学者、导演、教授等人，面向小学四年级至初中的孩子，方兢先生的作品和他坎坷的人生经历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很人反响，假如从童年角度切入写一本自传，肯定会受到孩子们的，问时也能收到很好的社会效益。尹小跳一边飞快地说着，一边为自己这不负责任的胡编造到惭愧。越是惭愧，她便越要煞有介事、一板一眼地说下去。就这样，越说越跟真的似的，是啊，就跟真的似的；她多么希望方兢在她们滔滔不绝的时候拒绝她啊，那样她就解了，那样一切就跟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了。本来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啊，一个人名人和一个外省出版社的普通编辑。可是方兢没有打断她也没有拒绝她，是电视台的几个记者打断了他们，簇拥着他作现场采访去了。

那次研讨会后不久，卢小跳就接到了方兢从飞机上写给她的这第一封信。她无数遍地读着信，研究着、玩味着、琢磨着那些似有意、似无意的字字句句。为什么他一定要在飞机上给我写信呢？为什么他一定要把自己的行踪比如上海比如旧金山什么的，随便告诉一个陌生人呢？在尹小跳的概念里，名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神秘的，包括他的行踪。又为什么因为是她尹小跳约稿，他才会认真考虑呢？这合乎常情吗？她反反复复地琢磨着，无法细想，又不能不深思，她让一种偷偷的甜在心里洋溢。至少，她的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一个意外的足，她的工作也将有一个美妙的开端吧。她必须郑重对待她那即兴的胡编造的约稿计划了，她必须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严密的、有说服力的选题报给编辑室主任，并力争社里通过，因为方兢这样一个炙手可热的名人已经答应考虑她的约稿了，一切就跟真的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