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回博古年少初得志泽东失意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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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加此时，周、、朱、王接到临时中央9月14转来的鄂豫皖红军反“围剿”失利的消息，并已撤离苏区的电报，复电鄂豫皖中央分局: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于我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通等，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分兵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并消灭敌人一点后，再迅速转到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

9月23，周、、朱、王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下一步行动方针说: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的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反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

9月25，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朱、王，对他们的行动方针提出不同意见，说: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安乐，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人。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神，这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而不能结合呼应鄂豫皖、湘鄂西，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周、、朱、王立即致电中央局进行反驳，坚持原定作战计划。

泽东一次次做说服工作，周、朱、王当时也积极支持泽东的主张。

在这一矛盾过程中，周恩来强烈地受到，泽东在独撑中央苏区局面时，在执行中央的许多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示下，所运用的领导艺术。泽东要求主要负责人具有非凡的品格，有善于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有对构成政权、战争、社会生活的巨大综合体以及受全局的锐仔细的观察能力。

然而，中央苏区并没有对泽东这一正确主张完全理解，于9月26，当即回电，回绝了周、、朱、王的建议，仍主张攻取一省或数省的既定目标。

前线面对这样的指示，周、、朱、王实在难以从命，他们只好按兵不动，用沉默对抗中央局的命令。

9月29，苏区中央局又致电周、、朱、王:9月治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泽东终于意识别，此时已是黑云顶，远远地已听到滚滚的雷声了。

周恩来当然也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他清楚，如果不好自己和泽东有同时被革职的危险，如果他们两个人中能保留一个那是最好的结果。他力保泽东，所以他在会上发言说:泽东在前方对战争是有利的，他了解红军也了解地形，这都有利于军事指挥，为了保证国际路线的贯彻，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由我负责战争的全部责任，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第二，就是由泽东同志全权指挥，我负责计划执行。

这次紧急会议是针对泽东而来的，周恩来这种提法显然不符合中央局的意愿，他刚一说完，马上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此时的泽东比任何人都要清醒，他知道，这次会议就是冲着他来的，既然没有希望使现实得到改变，还不如顺其自然为好。在别人发言时，他一句话也没说，坐在角落里一支接一支地烟，烟雾在他周围弥漫。他下定决心后，把半截烟掐掉了，缓缓站起身说:既然中央局不信任我，我留在前方就不合适了。说到这他用眼角扫了一眼中央局的人，微微笑了一下道:我现在身体也不太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向中央局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你们同不同意，请组织决定吧。

泽东说完这话，突然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奈。眼前这种态势下勇退，也未必是件坏事，否则，后果也不一定会太好。说到这，他瞅了眼发呆的周恩来，他和周恩来的目光对视在一起时，他同样受到了周恩来的无奈，那无奈中却是另一种忍耐。

泽东讲完话并没有坐下，他推开身后的椅子，冷然地又说:也许大家当着我的面有许多话不好讲，那么，我现在退席了…

不等别人有何反应，泽东摆动着宽大的衣袖向外面走去。周恩来望着泽东消瘦的背影，心里一时翻涌起不可名状的情绪。

中央局召开的宁都紧急会议，终于达到了预期目的:泽东被解除了军职，离开了他创建的红军。

那一刻，泽东推开椅子向门口走去，表面是平静的，其实内心是矛盾的、痛苦的，让他离开红军，这份失落是无法诉说，也是无法形容的。

泽东一步步地向门外走去，他觉得‮腿双‬是那么沉重，时间是那么悠长，仿佛过了一个世纪，他才走完了那几步路。

据史料记载:宁都会议之后，10月26，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项英、顾作霖曾找周恩来谈话，批评他在与的斗争中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开展的斗争战线。

周恩来明确表示，他不能同意这种批评。

11月12周恩来与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分别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经过与争论情况。

后方中央局成员认为:这次会议是开展了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斗争，打破了迁就和平状态。周恩来同志会前与前方其他同志的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没有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神来解释中央指示，并且，不给泽东的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问题为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周恩来同志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中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并加以克服。

周恩来则在电中表示:承认我在会议中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的，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后方同志主张召回泽东，事前并没商量好，致会议提出后，解决颇为困难。

临时中央复电:肯定周恩来是正确的，指责周是调和派是不正确的，强调领导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

就这样，泽东在第四次反“围剿”前夕，被解除了军职。

泽东从此开始了对他来说既是紧张又是痛苦的思索。

几次到于都搞的社会调查，其实也都是为他思索中的问题找到一个旁证。这种思索使他更加成起来，于是才有了西征以后那个决定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

在泽东失意的时候，唯一体贴他安他的便是贺子珍了。以前泽东忙碌的时候，他一直遵守着只有星期六才和贺子珍见面的规距，许多红军领导人，当时在苏区都尊重这条不成文的纪律。那时泽东虽然失意，但与贺子珍的情却是美好的。

贺子珍相貌隽秀，有点脾气，是个热情奔放的革命者，长征开始时，她24岁，她与泽东在井冈山相会时仅十七八岁。

贺子珍并非泽东的原配夫人，的父亲曾强他在15岁时就娶了一个比他大四五岁的媳妇。他顺从地按礼仪拜了堂，但是拒绝接触那个年轻女人，她的名字未透过（因为这是一次没有圆房的婚姻）。

贺子珍也不是泽东的第一个人，他的第一个人和第一位真正的子是他老师的女儿。这位老师便是杨昌济教授，泽东跟随他到了北京。在北京泽东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也热烈地上了杨开慧。杨开慧是个身材苗条，才华出众的女子，比泽东小8岁，她立志献身建立新中国的事业，两人对革命志同道合，并携手合作。

泽东和杨开慧对传统婚姻的反抗是采取的“漫结合”方式，他们一起生活了许多年。1922年出生的岸英是一位才貌双全的青年，1950年在朝鲜战场被一颗美国炸弹炸死。1923年出生的岸青，一直生活在北京，已与一位叫邵华的女士结了婚。

1927年，泽东举行秋收起义的时候，把杨开慧留在了长沙，从此以后两人再也没有见面。1930年10月，开慧住在长沙东郊时遭国民逮捕。她和长子岸英一起被关进了监狱。国民企图让她背弃泽东。她拒绝了，于是便遭到了酷刑。她于1930年11月14在长沙浏门外被刑警处决。

一个名叫陈玉庭的护士把岸英带回了家。泽东的妹妹泽建（实际上是堂妹）是地下工作者，她比开慧被捕得早，于1929年8月20在衡山被杀害。她们两人的死互相是没有联系的，但两人都与泽东有关系。泽东在同开慧离别之前的几年里已经难得同她见面。他们常常在不同地方担任工作。离别后，随着岁月的逝，他对杨开慧的思念益深切，1957年，发表了一首题为《蝶恋花》的悼念开慧的诗词:“我失骄杨…”1927年，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相遇。她是刚从福音教会中学出来的优秀生，身材苗条，充活力。她在加入井冈山的红军队伍之前就已在当地农民秋收起义中作过战。…贺子珍是在8月15中秋节那天降生的，她父母因此给她起了一个娇滴滴的、富有诗意的名字“桂圆”在中国南方，桂是8月的意思，而桂圆即龙眼，与荔枝差不多的一种水果。她长大成人后，觉得桂圆这个名字“太软绵绵了”便改为子珍，意为珍贵的孩子。她长得很漂亮，可算是永新城里的一位美人，白的皮肤，明亮的眼睛，活泼热情，又娴诗书。她是学校里最早从事革命事业的女子之一，她领导同学剪去长辫，推倒了庙宇神龛里的菩萨，她高昂圆润的声音和善于表演的才能更使全县的人望尘莫及。她是永新县中遭国民通缉的首批人员之一。1927年1月27她参与领导了三个县的起义，使监在狱中等待处决的28名共产员得救。贺子珍他们起义时仅有几支老式步，但是他们闹得城风雨，终于取得了胜利。贺子珍随泽东上山不久，便从事敌后的危险工作。有一次她不得不装成奄奄一息的病妇，才使自己免遭逮捕。另一次，她在执行一次侦察任务时，把遭伏击的泽东和朱德救了出来。她跳上一匹马，双手各握一支手，一口气奔驰了十几里，转移了敌人的注意力，使泽东和朱德得以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