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新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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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城破的第三天，隐蔽在一家农户的小泉纯狼被這家的主人趁他睡觉之时绑了起来，送给了這座城市的新统治者。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這件事与小泉钝狼擅自借用的大和民族之魂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完全是王燃的政策导向问题。

“大人，您這个‘阶级斗争’政策虽然有些极端…”庄子忽固一脸的赞叹，对王燃说道:“不过效果却是很好，民心向背，一下便争取到了九成的民心。”其实不管是什么时代，不管是哪个国家，老百姓对于外来的军队总是会持戒备和仇视的态度。

王燃等人在进入长崎后面对的正是這种情况，即便是夏允彝到处宣扬“中华志愿军是为天皇请命的仁义之师…”并明令止部队扰地方老百姓，公布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还是无法缓解這种“被侵者”和“入侵者”的矛盾。

搞得接手地方政务的夏允彝无数次地向王燃抱怨:“這天皇的牌子好象也不怎么管用啊…”這当然可以理解，经过了相当长时期的幕府统治时期，对普通百姓而言，天皇距离他们的生活过于遥远，决定自己是否能吃穿暖的是自己的领主大名和将军。

不过中华志愿军与当地百姓的矛盾，在王燃公布了以“打倒武士，减除赋役；打倒武士，均分财产”为主的阶级斗争口号后，得到了完全的缓解，应该说转嫁更为合适。

说起来，這也是德川幕僚自己种下的苦果。

德川幕府在一统东瀛后，大力巩固等级观念，将整个社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世袭等级，其下还有民這个最底地层次。

士即武士，是饶治阶级，连其家属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一成。這其中包括了上自将军、大名、家臣。下至散居乡村的乡士和失去傣禄的人等。

其它三个等级饶称为庶民，占了全国总人口的近九成。其中农是农民。工是手工业者，商是商人。

至于民，说白了本不算人，在东瀛被称为“不可接触者”這些人中人数最多、最为人所知的走“秽多”即从事各种污秽职业地人，如清道夫、掩埋死囚者、剥取死兽皮及制者等。他们穷得惨不忍睹。除了被批谁的這些业外不充许干其他事，正式地组织和社会活动都吧他们排斥在外。

德川幕府对各阶层作出了详细的规定，确保所有人都遵循并认可這种阶级划分。每一户的家长必须在门口张贴有关其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的标志。他地衣着、食物，以及可以合法居住的房舍。都要依照世袭身份地规定。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肯定会有矛盾，当然如果這种矛盾不走很突出，大家倒也能相安无事。可是德川幕府赋予武士的权力显然太大了。

武士阶层，从丰臣秀吉时代实行兵农分离后，就完全离了生产。成为领取俸米、游手好闲、欺百姓的特权阶层。這也就算了，哪地方没有特权阶级呢…

可严重的是。武士地配刀不单是装饰，他们对老百姓有拔刀的权利，刀是其特权和阶层的标志。不过這并非德川的首创，德川之前已经有這样的传统。幕府颁布的法律明文规定:“对武士无礼他庶民，可即斩杀“，更不用说民了。

“真没想到天下居然还有如此凶残蛮横之法度…”当时在了解到东瀛這一条法律后，连见惯了大世面的夏允彝也不免咋舌…

“无礼”的尺度实在难以把握，這条法律等于走说武士可以随便杀人。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东瀛战国很长一段时间内，武士在“迁斩”方面相当横行无忌，为了体会刀剑砍杀的滋味以及测试自己的腕力，对过往的路人进行砍杀。德川的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就非常好這一口。

武士的权力大，相应的，庶民的权力自然就小得多。以人数比例最大的农民来说，德川农民出卖土地、止迁移、止过度分家、止过奢侈生话、止自由种植农作物等，并在农村实施“五人组“连座制度，将农民锢在土地上，纳沉重的苛捐杂税，很多藩主要征收农民一年所得的八成以上，這还不算强迫摇役和无偿服务带来的损失，农民的生活可想而知。

“真是苛政猛于虎啊…“”這是作为行政长官的夏允彝在召集人手彻夜整理完资料后得了的结论。

如果说前面的虎还未完全成年，到了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执政期间便长成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老虎。

随着参勤代制度与锁国政策的确立，使得失去贸易利益的大名（诸侯）变得更加仰赖杂业税收，如此才能支付必须供给幕府的庞大的年贡。许多农民只好以限制家庭规模的形式来维持必要的生活。

如果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最贫困的人也会表示不。极度贫困的农民时常起而反抗。有时候是针对封建领主，有时候直接针对幕府当局。据王燃原本时空的统计，德川时代的二百五十六年间，此类农民起义不下一千次。

不过由于在丰臣秀吉时期，就已经用著名的《缴刀令》成了武士与农民两个阶级的分离。没有武器的农民别说起义一千次，就是起义一万次，结果也只能是一个“死“字。

前几年由天草四郎领导的，号称江户时代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岛原之”三万多人马也只不过撑了几个月便被德川幕府屠杀殆尽。

德川幕府镇起义的手段相当血腥，被抓捕的农民领袖固然是被投入油锅、砍头或者钉上木架，便走连相关人员的家人，包括连妇女儿童也不会被放过。

当然，這些事情反过来也完全可以说明，如果庶民们有了武器，在对付武士方面同样不会心慈手软。

王燃虽然没有给這些庶民武器，但给了他们比武器更好的东西，王燃直接把可以处置武士的机会到了庶民手里。

“這项阶级运动之所以能够顺利开展，还是多亏了德川家族制定的阶级歧视政策…我只不过是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而巳…”王燃初次使用這一战场之外的利器，心中也颇有几分得意，浑不觉自己用词的不恰当，笑着说道:“主席，呃，就是我知道的一位高人…曾经教育过我们，阶级斗争是纲，时时刻刻都不能忘…现在看来，果然是至理名言…“王燃便是在這一名言的指导下，提出了“打倒武士，减除赋役；打倒武士，均分财产”的口号，成功将中华志愿军与老百姓的矛盾，转化到武士与庶民的矛盾。

本来王燃起初拟定的口号走“打武士，分田地“，准备在东瀛开展一场轰轰烈烈地“土改”运动，甚至连什么“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领纲领策略都整理了出来。

王燃的印象中，正是抗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那次彻底的“土改”显示出了阶级斗争力量的强大，不仅巩固了据地，更使广大贫苦百姓从此坚决地站在我军的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