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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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瑶瑶不死，我就等于死了；沈瑶瑶死了，我就活了。昨影星黄飞云坐在兰老大对面的沙发上，声音哽咽地说着，没有办法，我你。她活着，我装死；她死了，我要活。那个孩子，是你的骨，你必须娶我。兰老大冷冷地说:你要多少钱？你这个混蛋，你以为我是来跟你要钱的吗？黄飞云愤怒地说。如果不是来跟我要钱，何必把别人的孩子安在我的头上？兰老大说，你应该记得，自从你结婚之后，我就没动过你一指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的千金，是在您婚后的第三年出生的。您不会把一个孩子怀在肚子里三年吧。黄飞云道:我知道你会这样说，但你不要忘了，名人子库里有你的子。兰老大用一只手形状的打火机点燃了雪茄，眼睛望着天花板，说:倒是有过这么一档子事，我上了那些家伙的当，他们说我基因优良——他们是你指派来吧？你煞费苦心啊——既然这样，孩子可以送来，我请最好的家庭教师，请最好的保姆，教育他，照顾他，让他成为栋梁之才，但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做商人妇吧。黄飞云坚定地说:不。兰老大说:为什么？你为什么非要嫁给我？黄飞云眼泪汪汪地说:我知道这很无聊，我知道你是一个大氓，大魔鬼，黑白两道你通吃，我知道嫁给你这样的人会不得好死，但我还是想嫁给你，每分钟都在想，我着了你的魔道。兰老大笑着说:我结了一次婚，已经害了一个人。你何必要成为第二个受害者？实话告诉你，我本就不是人，我是一匹马，一匹种马，种马是属于全体母马的，不可能属于一匹母马。种马给母马下上了种子，母马就应该离开。所以，我不是人，你也不要把自己当人，把自己当成一匹母马，你就不会生出和我结婚这样荒唐的念头了。黄飞云用拳头捶打着口，痛不生地说:我是母马，我是母马，我每天夜里都梦到一匹种马和我来合，他把我的五脏六腑都掏走了…一边哭诉着，她一边撕扯前的衣服，那件昂贵的裙子，哧的一声裂开了一道口子。她的手不停地扩大着战果，几下子就把裙子从身上撕去，然后她开始撕扯罩，撕扯底，最后的结果当然是赤身体。她赤身体地在大客厅里奔跑，嘴巴里喊叫着:我是母马啊…我是母马…庙门外的吵嚷声把我惊醒，但黄飞云疯狂的喊叫声还在我的耳边缭绕。我偷眼看看大和尚，他脸上痛苦的神情迅速地转换，恢复了那种安详姿态。我刚想继续我的诉说，就听到院子里一阵喧闹。抬头往外看，只见一辆大卡车停在了大道一侧，车上载着一车木料，有厚厚的板材，有大的圆木，在高高的木材顶上，坐着十几个人。他们从车上，抬着木材，噼里啪啦地往下扔。一个险些被车上扔下来的圆木砸在地上的男孩高声问询着:师傅师傅，你们卸木头干什么？一个头上戴着柳条帽子的小伙子说:小孩子，快闪开，砸死可没有哭儿子的。小男孩问:你们到底要干什么？车上的人说:快回家告诉你娘去吧，今天晚上在这里唱大戏。哦，你们是要搭戏台子啊，小孩子快地问:唱什么戏？一页宽大的松木板从车顶上滑下来，车上的人惊叫着:小孩，闪开！小男孩执拗地说:你们不告诉我唱什么戏，我怎么能躲开？车上的人说:好吧，告诉你，今晚上唱"孩成仙记"，你可以闪开了吧？男孩说:当然，你们告诉了我，我自然要闪开的。这个孩子，真是古怪，车上的人说着，一大的圆木，骨碌碌地滚了下来。那个小男孩蹦蹦跳跳地躲闪着，那圆木就像活物似的追赶着他，一直到了小庙门口才停了下来。木材上散发着一股子清新芳香的树脂味儿，向我报告着来自原始森林的信息。嗅着清新芳香的松木气味，我就想起十几年前联厂里那个超生台，心酸的往事也就涌上了我的心头。我可怜的父亲把超生台当成了他的烟台，沉思台，孤独台，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上边，工厂里的事情，基本上不管不问了。

在老兰老婆死前一个月的晚上，大和尚，我父亲和我母亲在超生台上下，展开了一次对话。

母亲说:"你下来。"父亲扔下来一个燃烧未尽的烟头，说:"不可能。"母亲说:"你有种就在上边呆到死，永远不要下来。"父亲说:"我会的。"母亲说:"如果你下来，你就是一个王八蛋。"父亲说:"我不会的。"尽管老兰严格封锁了消息，但父亲呆在高台上发誓不再下来的事，还是在厂子里悄悄地传开。那些天母亲丧魂落魄，一会儿气势汹汹地摔盘子砸碗，一会儿对着镜子眼泪汪汪。我和妹妹，对这件事，并没有到有什么难过，甚至——实在是惭愧，大和尚——我们还到有几分好玩、几分骄傲。我的爹，终于又开始表现出他独具的风采。

父亲呆在高台上发誓不再下来，但并没有发誓不再吃饭。因此他的一三餐，就由我和妹妹送上去。我们第一次上高台送饭，还有些异常的觉，但很快就习以为常。父亲在高台上很舒适地坐着，面沉静，不冷不热地跟我们打着招呼。我们很想陪着他在台上吃饭，但他总是用很客气但也很固执的态度把我们赶下来。为了让他趁热进食，我和妹妹恋恋不舍地爬下高台。我们每次上去送饭，就把上次使用的餐具带下来。那些盘子和碗，都干干净净，本不用洗刷。我猜想父亲是用他的舌头把这些餐具干净的。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象父亲伸出舌头那些餐具的情景。他在上边，有的是时间，舐餐具，也算是个工作。

为了解决父亲的排问题，我和妹妹送上去了两个胶皮桶。这样，我们除了承担往上搬运食物的任务，还要承担往下搬运父亲的排物的任务。我和妹妹提着便桶往台下艰难地爬行时，父亲的头一直往下探着，脸上的神情十分不堪。父亲建议我去一绳子，绳子上拴上一个铁钩子，这样他就可以把便桶从台上顺下来，把饭篮从台下提上去，省却我和妹妹爬上爬下的艰苦劳动。当我把父亲的想法对老兰提起时，老兰哈哈大笑起来。笑完了，对我说:"这事情基本上属于你们的家事，跟你母亲商量去吧。"母亲坚决地反对父亲的主张。看样子她已经习惯了在高台上有个丈夫，她每天积极工作，再也不摔盘子摔碗，和老兰有说有笑，偶尔还对我说:"小通，送饭时别忘了给你爹送包烟上去。"其实即便是母亲反对，如果我们想条绳子，那也是手到擒来的事。我们不，是我们不愿意。每天三次爬上高台，看看不同凡响的父亲，和不同凡响的父亲简单谈几句，是我和妹妹的巨大乐趣。

老兰老婆死前二十一天早晨，我和妹妹把早饭送上去，父亲看着我们，长叹一声，说:"孩子们，爹这辈子，真是窝囊。"我说:"爹，你不窝囊。你已经坚持了七天，不简单了。许多人说你是个圣徒，要在这高台上修炼成仙呢。"父亲摇摇头，苦笑一声。尽管我们每天送上去的饭食很好，父亲的胃口也不错，以那些光可鉴人的餐具为证，但这七天里，他分明瘦了。他的胡子长长了，像刺猬一样扎煞着，眼睛里布血丝，眼角上沾着眼屎，身上散发着一股臭气。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出眼眶。我为自己的心大意深深自责。我说:"爹，我们马上就把你的刮胡刀和洗脸盆子送来。"妹妹说:"爹，我们给你送一条被子上来，还有枕头。"父亲背靠着木柱子坐着，眼睛望着墙外的原野，忧伤地说:"小通，娇娇，你们下去放把火，把爹火葬了吧。"我和妹妹齐声说:"爹，您千万不要这样想，如果没有您，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爹，您一定要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我和妹妹放下饭篮子，提起胶皮桶，刚想下台，父亲用他的大爪子脸，站起来，说:"不用了。"父亲提起一个胶皮桶，放在手中前后悠动几下，使胶皮桶获得惯，然后一松手。胶皮桶飞到围墙外边去了。

父亲的举动使我大吃一惊，我预到不幸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便猛地扑上去，抱住了他的腿，哭着说:"爹，你可不要跳下去，你跳下去，会摔死的。"妹妹也扑上去抱住了父亲另一条腿，哭着说:"爹，我不要你死。"父亲抚摸着我们的头，脸仰着，好久才低下。他眼泪汪汪地说:"孩子们，你们想到哪里去了？爹怎么会跳下去呢？爹这样的人是没有志气的。"父亲跟随着我们下了高台，走向办公室。路边的人用古怪的眼光看着我们。我骂道:"看什么？你们谁有本事就爬上高台试试。我父亲在上边呆了七天，你们如果能呆八天，才有资格议论我的父亲，否则就闭上你们的臭嘴。"那些挨了我骂的人都灰溜溜地跑了。我得意地看着父亲，说:"爹，没事，你是最优秀的。"父亲脸灰白，没说什么。

父亲跟随着我们进入办公室。老兰和母亲神平静，连一点异常的反应也没有，好像我们不是从高台上下来，而是从车间里、或是从厕所里回来。

老兰说:"老罗，好消息，家家富超市拖欠我们那笔款子终于还了。今后，我们不再跟他们打道了，这些背信弃义的家伙。"父亲灰着脸，说:"老兰，我辞了，这个厂长，我辞了。"老兰吃惊地问:"为什么？为什么要辞？"父亲坐在凳子上，低着头，过了很久，说:"我败了。"老兰说:"老兄，你耍什么小孩子脾气啊？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吗？"母亲用鄙视的口吻说:"老兰，你不要理他。这人，经常自己得罪自己。"父亲似乎要发怒，但摇摇头，噤声了。

老兰将一张花花绿绿的报纸扔给我的父亲，声音低沉地说:"罗通，你看看吧，我那个三叔，撇下亿万家产，和那么多他的女人，在云门寺剃度出家了…"我父亲麻木地翻看着那张报纸。

"我这个三叔，是个高人，奇人，"老兰慨万端地说，"以前，我自认为很理解他，但现在我才知道，我是个大俗人，本不可能理解他。老罗，其实，人生这样短暂，什么女人，钱财，名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三叔算是悟透了…"

"你也快要悟透了。"母亲用嘲讽的口吻说。

"我爹在高台上待了七天，也悟透了。"妹妹尖利地说。

老兰和我母亲都用惊讶的眼光看着我妹妹。过了片刻，母亲说:"小通，带着妹妹到外边玩去，大人说话，你们不懂。"

"我懂。"妹妹说。

"出去！"父亲猛拍了一下桌子，恼怒地说。

父亲头发蓬，面污垢，身上散发着一股子酸溜溜的气味。一个在高台上沉思了七天的男人，心情不好是正常的。我拉着妹妹逃了出去。

大和尚，您还在听我说话吗？

老兰老婆的灵堂，设在老兰家的正厅里。一张黑的方桌上，摆着一个看上去十分沉重的紫骨灰盒。骨灰盒后边的墙壁上，悬挂着死者的一幅镶嵌在镜框里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头比老兰老婆的真头都要大。我注视着那张嘴角带着苦涩微笑的脸，心中一边想着我和妹妹在她家搭伙时她对我们的好处；一边纳闷:这样大的照片是如何照出来的呢？那个成了我们自己人的小报记者，举着一部长脖子相机屋里屋外地拍照。他有时弯着拍，有时跪在地上拍，非常卖力，前印着报社名字的白圆领衫被汗溻透，贴在脊梁上。他与我们合作后，明显地胖了起来。他脸上的皮肤太紧，那些新增生的，在里边鼓着，两个腮帮子，看上去很像两个气鼓鼓的小皮球。趁着他换胶卷的空当，我走到他的面前，低声问他:"瘦马，那幅照片，为什么会那样大呢？"他停下手中的动作，用一种内行人对外行人的轻蔑态度对我说:"放大的呗，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把你的照片放得比骆驼还要大。"

"可是我没有照片。"他端起相机，对准我的脸，喀嚓一声，说:"有了。过几天我就把放大照片给您，罗主任。"我妹妹从后边跑过来，嚷着:"我也要！"记者把镜头对准我妹妹，喀嚓一声，说:"好了。"

"我要和哥哥合影。"妹妹说。

记者把镜头对准我们俩，喀嚓一声，说:"合了。"我很兴奋，还想跟他说点什么，但他已经转过身，抢拍镜头去了。从老兰家敞开着的大门口，进来了一个人。他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灰西装，里边穿一件领子乌黑的白衬衣，脖子上系着一条用粉红的假珍珠串成的领带。下穿一条黑子，一高一低地挽着腿，出脚上的紫红袜子，橘红的皮鞋上沾褐的污泥。他外号"四大"，嘴大眼大鼻子大牙大，其实他的耳朵也很大，叫他"五大"才对呢。"四大"带上别着一个"bp"机，那时候我们把"bp"机叫做"电蛐蛐"，那时候"大哥大"还很少，方圆百里之内只老兰有一部，像块砖头，由黄豹帮他拿着。偶尔通话，无绳无线，十分有派。那时候别说拥有"大哥大"，拥有"电蛐蛐"也很神气。"四大"是镇长的小舅子，也是我们乡镇里最有名的建筑包工头。我们镇的所有工程，大到修公路，小到建公厕，都由他来承包。在一般老百姓面前他耀武扬威，但是在老兰面前他不敢，在我母亲面前他也不敢。他腋下夹着一个皮包子站在我母亲面前，点头哈地说:"杨主任…"我母亲那时候已经是华昌总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还兼任着联厂的主管会计。那天她穿着一身黑的裙装，前缀着一朵白的纸花，脖子上挂着一串洁白的珍珠项链，不施脂粉，神肃穆，目光犀利，像一个正楷大字，像一篇严肃的悼词，像一棵庄严的松树。

"你来这里干什么？"母亲说，"不是让你带人去建坟吗？"

"工人们正在那里土工作业。"

"你应该盯在那里。"

"我一直盯在那里的，"

"四大"说，"兰总的事情，谁敢马虎？但是…"

"但是什么？"

"四大"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本子，翻开，说:"杨主任，土工作业马上就结束，下一步建墓室，需要石灰三吨，青砖五千块，水泥两吨，沙子五吨，木料两立方，还需要其他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杨主任，您是不是先给批点钱？"

"你从我们公司赚去的钱还少吗？"母亲不高兴地说，"建座坟墓又能用几个钱？还好意思来张口。先垫上，以后再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