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相公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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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骂骂咧咧的声音远了,我们问牟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事?他要老了搞下的。”
“怎么个下法?”
“同他婆娘睡觉!”有一刻的沉默,有无限的惊讶,然后是我们的猛笑。一个女知青惊叫着跑开去,再也不敢面。
我们后来才明白,仲琪没有生殖能力,拉住黑相公替他代劳。
“牟哥,这就是你没有味。”
“有吃的有喝的,还有别的。”
“这么好的事你一个人瞒得严丝密呵。”我们十分开心,坚决不接受黑相公的表白,坚决不同意他把自己从仲琪家的上开出来。
“你看这个鳖人好无血!”他装着没有听见。
“你骂什么人呢?老实坦白:睡过没有?”
“你敢睡?你看他那个婆娘是个人?看一眼,饭都吃不进!老子情愿去睡猪婆!”
“你不睡,他屋里的你又去吃?”
“哪里有什么呢?一只吃一个月,每次都是一瓢汤,还没尝出味,就空了碗。不说还好,说起来气死我。”下午的地上,黑相公的事成了主要话题。我到奇怪的是,除了复查,村里的人都不认为仲琪有什么不对。可怜仲琪他一心同你黑相公朋友,供你吃香喝辣容易么?他自己身体不好,想借一个种,续下香火,也是人之常情。他又没有你结婚,只不过是想借你一点点不打紧的东西,有什么难的呢?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哟。兆青还说,退一万步,你黑相公不答应就不答应,吃了人家拿了人家那么多,不还是没天良的。
知青当然不同意这些奇谈怪论,整整一个下午词他们喉干舌燥地争吵,口口声声要告到公社去,决不能让仲琪那老倌我们的革命知识青年。一般群众这么说说,也就算了。本义作为支部书记也没两句公道话。他来召开知青户会议,要一个知青先读上几篇报纸上的社论。读完了,他也一觉睡完了,打个哈欠,问牟继生:“你去年偷了队上好多花生?”
“我,我也就是抓了几把。”
“一粒花生籽种下去,要结出好多花生,你晓不晓?”
“本义叔,今天是说仲琪,这同花生是两码事。”
“什么两码事?小事上也看得出对集体是什么态度,对贫下中农有没有情。上个月挖塘的时候,把兆青的姓崽打起哭,也是渠吧?”本义朝大家瞪眼。
没有人说话。
“看问题就是要全面地看,要历史地看!主席说,不管怎么样,打人就是不对。”
“我当时太气了…”牟继生心虚虚地辩解。
“气也不能打人。打人是什么作风?你是知识青年还是街痞子?”
“我以后…不打就是…”
“这还差不多,错了就是错了,做人就是要老实,明明错了还狡辩什么?就这样吧,也不用写了,算了,扣你三十斤谷。”本义反背着双手已经起了身,一个圆解决了问题的样子,出门的时候还缩了缩鼻子,似乎闻到了我们伙房里的蛤蟆炒青椒的香味。至于仲琪的事,他说会要解决的,会要解决的。
其实后来不再提起,算是不了了之。
我现在回忆起这件事,发现道理是有用又没有用的,是讲得清又讲不清的。在马桥支部和广大群众特有的道理面前,我们的奇怪和愤怒一点也不管用。牟继生继续被舆论指责,他拒不向仲琪供退还钱物也不赔谷的态度,甚至成了不义的铁证。他从此显得有些消沉,故意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比如吃瓷片或者独臂举起整整一架土车,比如一个人打油榨让伙伴都去睡觉,也很难重新引起众人的惊,还有呼或者追随。他的霞妹子也离开了他——大概那位长着娃娃脸的女知青不愿意把自己与仲琪的婆娘联系在一起,即使这种联系毫无据,她也无法逃这种想象。到最后,只相公有一天突然前戴了主席像章,出现在我们面前。
“牟哥你这是做什么?”
“解放台湾去呵。”他笑了笑。
我吃惊地盯着他的眼睛,发现他的目光已经完全陌生。
黑相公被诊断为癔病,户口退回城里去。据说他仍然很健壮,还能打篮球,也能在城里看电影、被香烟、骑车上街,大活人一个,只是不大认得人,偶尔有点胡言语,喜怒无常,大概属于癔病的早期阶段。有一个老同学在大街上见到过他,捶了他一拳,他眨眨眼,迟疑了一会,还是掉头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