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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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得到马尾开战的消息，是在七月初四。仅凭李鸿章一电，语焉不详，情况不明，醇王非常焦灼。水师失利，固在意中，但法军是否大举登陆，船厂是不是守得住？倘或不守，福建省城能不能保得住？这些疑问得不到一个确实的解答，便有无从措手之苦。因此，除了密电沿海各省，见有法国兵舰进口，立即轰击以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由总理衙门分头询问马尾之战的详细情况。

到了初五，各方面的消息都到了，但说法不一，有的说我军大败，有的说先败后胜，有的说互有胜负，有的说孤拔阵亡。当然，最应该重视的是张佩纶“自请逮治”的电报。总理衙门一接到，立刻转送醇王，头一起召见，便即呈上御案。

慈禧太后的脸，在憔悴之中显得坚毅悲愤，静静地看完电报，轻轻地说了句:“非决战不可了！”

“法国欺我太甚，决无坐视他们长驱直入之理。”醇王说道:“水师不敌，陆路实在是有把握的，只要福州能得住，一方面重用刘永福，一方面督促岑毓英、潘鼎新赶快进京，足可牵制法军。为今之计，先要请懿旨，下一个明发，振作士气民心。以我中国之大，土地之广，人口之众，如果于义愤，同仇敌忾，上下一心，决没有不能打败法国人的道理。”

“我中国坏的就是人心不齐。不过也不能怪大家，朝廷虽早已拿定了大主意，办事的人不知是何居心？倒象处处显得情屈理亏，不敢跟法国决裂似的。这一来，外面当然摸不透朝廷的意思，难免迟疑退缩。”慈禧太后冷笑着说“总理衙门的人倒是不少，一人一个主意，自己没有定见，人家当然得寸进尺，步步了过来。咱们的洋务实在没有办好！”

“这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自有总理衙门以来，就没有振过国威。”醇王的言外之意，依然在攻击恭王“其实，洋务如果责成李鸿章办理，倒还省事。”

“这话，眼前先不必去说它。如今既然决战，筹兵筹饷，该有个打算。”

“是！”这一层，醇王当然有过打算“与法开仗，重在陆路，福建军务，仍旧非起用老成宿将不可。左宗棠威望久著，福建的情形也，臣觉得不妨让他到那里去督师。”

“左宗棠年纪大了，身子也不好，能管用吗？”

“这无非借重左宗棠的威望，在南方坐镇。另外当然要派人帮他，漕运总督杨昌濬是左宗棠得力的旧部，可以派他帮办福建军务，督勇援闽。”

“当然。”慈禧太后点点头“要派左宗棠到福建，当然得派杨昌濬去帮他。此外，鲍超、杨岳斌都可以起用。”

“是！”醇王答道“一开战，兵饷两事，头绪很多，请皇太后饬下军机，与臣会商详奏。”战守大计可以凭慈禧太后一言而决，如何战、如何守，自然要靠醇王去筹划。亲贵中，醇王一向有知兵之名，加以他很佩服左宗棠，也知道倚重李鸿章，自会向他们请教咨询，斟酌尽善，所以她很放心，只是有句话却不能不说。

“何璟在福建七年，炮台也修了不少，何以这么不经打？张佩纶也很能干，何以一开仗就败成这个样子？虽说轮船、大炮不及人家，如果谨慎小心，也不见就能让法国人占了便宜。如今前方的情形还不十分清楚，而且也正在用人的时候，不便查办。不过，丧师失地，不是小事，朝廷纪纲，更不能不顾。该怎么办才合适，你们也得拿个办法出来。”

“是！”醇王答道“大敌当前，自然以收揽民心，合力御侮为顶要紧的事。至于疆臣守土，责有攸归，等马尾开仗的情形，有了详细奏报，必得要论是非、定功罪。朝廷纪纲所系，臣断断不敢徇私，不过眼前务必要求皇太后恩典，暂置不问。”

“我原是这个意思，只要你记住了就好。”慈禧太后又说“你下去赶紧找左宗棠商量吧！下午再递牌子。”醇王退出养心殿，立刻派侍卫分头通知，到适园聚会。等他回府，奉召而至的王公大臣，已接踵而至，一共四个人:礼王、奕劻、孙毓汶、许庚身。

“左季高呢？”醇王问道“他不来怎么行？”

“左侯两天未到军机了。”孙毓汶答道:“我派苏拉去请，左侯说是‘在家听参’。”

“听参！”醇王诧异“谁参他？为什么？”

“延树南上了个折子。万寿节那天，左侯没有随班行礼，延树南上折纠参，奉旨:左宗棠部议处。”

“这也是小事。唉！”醇王痛心疾首地“国事糟到如此，还讲这些虚文小节？书生不懂事，真正可恨。左季高也是，何必为此小事闹脾气，落个不识大体的批评，何必？”

“这倒也不能怪左侯。”许庚身比较公正坦率，说话不象孙毓汶那样暗含着损的意味“他没有随班行礼，自然是失仪，但也是起跪不便之故，壮年戎马，脚受损，老来不能跪拜如仪，平心而论，亦有可原。延树南借题发挥，说他骄蹇，甚至斥之为‘蔑礼不臣’，持论未免太苛，而且也真是不识大体。王爷请想想，以左侯的功勋，说他‘蔑礼不臣’，不就说他恃功而骄，要造反了吗？这话在雍乾年间，非同小可，就拿今天来说，若是认实了‘蔑礼不臣’这句话，也是‘大不敬’的罪名，如何处置，律有明文，请问王爷，是摘他的脑袋，还是充他的军？就算格外加恩，也得革职，能这么办吗？不能这么办，就变成纪纲失坠，所以说来说去，他这个折子，只顾自己逞快，实在是让朝廷为难。”

“星叔的议论很公平。”醇王说道“如今得想个法子，替此老平气。我今天已面奏了，仍旧要请他到福建督师，倘或以此芥蒂，托病不出，如之奈何？”

“要驳延树南这个折子很难。因为…。”因为延煦官居礼部尚书，大臣失仪，据实纠参，是他礼臣分内之事，即令措词失当，旁人亦很难说话。孙毓汶解释了原因，却又下了一个转语，认为只有一个人，身分地位不同，有资格纠正延煦。这个人就是醇王。

“如果要我说话，我一定说。”醇王慨然答道:“同治初年，五爷掌宗人府，出些花样，叫人受不了，当时我忍不住上了个折子，上头还说我措词太偏。不妨引用这段故事，为左季高说两句公道话。星叔，就烦您动笔。还有，宣战的旨稿，不知道带来了没来？”

“带来了！”许庚身将一份底稿了出来，退到一边去为醇王拟折，先找来一份邸抄，细看了延煦的原折，略略构思，提笔写道:“内阁奉上谕:延煦奏:六月二十六万寿圣节行礼，左宗棠秩居文职首列，并不随班行礼叩拜，据实纠参一折，左宗棠着部议处。钦此。臣初以为纠弹失仪，事所常有，昨阅发下各封奏，始见延煦原折，其饰词倾轧，殊属荒谬。

窃思延煦有纠仪之职，左宗棠有失仪之愆，该尚书若照常就事论事，谁不宜？乃借端訾毁，竟没其数十年战阵勋劳，并诋其不由进士出身，甚至斥为蔑礼不臣，肆口妄陈，任情颠倒。此时皇太后垂帘听政，凡在廷臣上之居心行事，无不在烛之中，自不能为所摇动，特恐将来亲政之始，诸未深悉，此风一开，弊滋大。臣奕譞于同治年间，条陈宗人府值班新章，虽蒙俞允所请，仍因措词过当，奉旨申饬，今延煦之疏，较臣当之冒昧不合，似犹过之。谨恭折陈奏。”写完递给醇王，他认为措词得体，深为意。随即代誊正呈递。然后继续推敲那道宣战诏书的文字。

这道诏书，乃是“晓谕天下臣民”面面连篇累牍，指责法国无理，一直叙到马尾之败，申明不能不宣战的苦衷，说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论而顺人心？特揭其无理情节，布告天下。”接下来便是励各省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奋勇立功。其中特别提到刘永福:“该员本系中国之人，即可入为我用，着以提督记名简故，并赏戴花翎。统率所部，出奇制胜，将法人所占越南各城，迅图恢复。”此外，照例声明“通商各国，与中国订约已久，毫无嫌隙，断不可因法人之事，有伤和好。”谆谆叮嘱，务必保护，而以“当体朝廷保全大局至意”这句话作结，暗示名为宣战，其实仍有谈和的余地。

宣战诏书中值得推敲之处还多，但调兵遣将，犹有许多大事要筹划，也就只能草草定稿。而就在这时候，陆续又已送来好些军报，大都由北洋转递，其中最要紧的两件，一件是张佩纶打给李鸿章的电报，说“炮台一路洗平，闽必不守，纶必不归”表示与福州共存亡的决心，李鸿章加了一句话:“徒为焦急。”另一件是上海道邵友濂的电报，他从洋人那里打听到一个相当可靠的信息，孤拔“拟率船往他处，闻志在北洋。”这两个电报合在一起来看，令人无从判断，法军的真正意向，究竟是在攻占福州“据地为质”来勒索兵费，还是大举而北，直叩京畿？

但不论如何，福州势急，北洋势缓，目前当然救急为先。醇王对于张佩纶的“纶必不归”那句话，颇欣，认为有此必死的决心，则敌登岸，深入内地，可以相机聚歼，即令起初仍旧受挫，亦无大碍，只要援军接得上，终可反败为胜。

军务部署只有许庚身最悉，当时提出建议，一面起用鲍超，尽速召集旧部，添募新兵，由四川总督丁宝桢负责筹饷征船，送鲍超所部，自大江东下，到江西起岸待命，一面改派帮办广东军务的张树声星夜援闽。同时电饬两江总督曾国荃，不论在那一项公款中，立即提用二十万银子，解福建，作为援闽客军的军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