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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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正式受清朝的册封，是在顺治十八年，承认前一年九月自称国王的黎维祺为“安南国王”到了嘉庆八年，改安南为越南，国王阮福映，年号嘉隆，越南人民称他“嘉隆皇帝”是一位英主。

阮福映在统一越南“三圻”时，曾经委托天主教神父，请求法国援助，与法王路易十六，订立条约，愿割土作为酬谢，后来法援未到，条约当然不须履行，但法国的势力却就此伸入越南了。

从嘉隆皇帝以后，阮朝三代皇帝都不喜法国和天主教。因此，在道光、咸丰年间，越南也象中国一样，常闹教案。英法联军侵华的那几年，法国海军附带在越南攻城略地，于是在同治元年夏天，越南被迫跟法国订立了条约，赔款割地之外，另有专条:越南政府承诺，此后不以领土的任何一部分，割让给法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

法国得寸进尺，五年以后并了整个南圻，而心犹未足，还打算攘夺北圻，仅留下中圻给越南。到了同治十二年，借故攻陷河内，越南政府派出一员名将抵御法军。这员名将叫刘永福，是中国人。

刘永福本名业，字渊亭，原籍广东钦州，落籍广西上思。早年跟过“洪杨”洪杨失败，余众四散，其中有个叫吴鲲的，领余众数千，进入越南，刘永福就在他部下。吴鲲一死，刘永福带了两百多人，翻山到了越南的高平省，自树一帜，旗帜用黑布所制，号为“黑旗军”刘永福生得短小悍，不但勇壮豪迈，善抚部属，而且善于术数，多谋能断，在北圻披荆斩棘，招兵买马，势力渐雄厚，越南国王阮弘住特加招抚，传说还招了他做驸马，颇为倚重。这时受命御法，在河内西门外遭遇，法将安邺不敌而退，退到城门附近，为刘永福的先锋吴凤典赶到，一刀砍掉了脑袋。这是同治十二年冬天的事。

安邺一死，法国反倒慎重了，派文官办理善后，展开涉，因为中国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因而法国和越南订立了新约。

这一同治十三年正月底，在西贡订立的法越和平及同盟条约，重要的条款是:第一、法国承认越南为独立国；第二、定河内等城为商埠；第三、开放红河，也就是富良江而上到河内，法国有自由航行之权:第四、越南的外事务，由法国监督，不得与他国有联属关系。这完全是为了排斥中国，而朝廷因为台湾番社事件，对涉正吃紧的当儿，无暇四顾，只下了一道密旨给广西巡抚刘长佑“固守边围”而已。

不过，越南迫于法国的城下之盟，并不心服，所以一方面仍旧向中国上表进贡，一方面重用刘永福，授官为“三宣副提督”准他在北圻商务繁盛之地的保胜，设局税，以助军饷。

这在法国，自然将刘永福视作眼中钉，必去之而后快，只是三番两次用兵，刘永福屹然不摇。同时，中国由于言路的呼吁，朝廷亦渐渐重视越局，明的是由驻法公使曾纪泽照会法国政府，不承认同治十三年的法越条约，暗的是密谕云南、广西派兵支援刘永福。这样到了光绪七年年底，由于曾纪泽的电报，说法国谋占越南北境，并拟通商云南，不可置之度外，因而总理衙门奏请降旨，派李鸿章、左宗棠、刘长佑、刘坤一、张树声会商办理。

这五名疆臣中，除了李鸿章，都是主战的，言路自然更为昂，甚至驻法公使曾纪泽亦主张对法国采取强硬态度。但是谈洋务也好、谈海防也好，恭王总是尊重李鸿章的意见，所以对法涉，仍然出以持重。这样到了三月初，李鸿章丁忧，不奉夺情之诏，而就在这时候法国在越南有了举动，法国海军上校李威利，率领一支四百五十人的队伍，攻占了河内。

于是照例涉与备战双管齐下，但不等曾纪泽向法国外部提出抗议和要求，法军先已将河内还越南，前后一共占领了六天。越是如此，越见得法国居心叵测，推测缘故，或者是借此向越南示好，进一步又有修约的要求，而修约的目的，是为了驱逐刘永福，向中国要求通商云南。因此，主战的议论，又复甚嚣尘上，而朝廷的举指，也是朝不惜决裂的路子上去走。

第一步是调动西南疆臣，曾国荃复起，署理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刘长佑年纪大，鸦片烟瘾亦大，被免了职，调鸷沉毅，有霸才之称的福建巡抚岑毓英督滇“唐拚命”唐炯也放了云南藩司。同时不准李鸿章回籍服三年之丧，只准假百后，仍回天津驻扎，督率所部各营，认真训练，并署理通商事务大臣。

当然，清对此大事，是不会不讲话的，张佩纶与陈宝琛联名上了一个折子:“存越固边，宜筹远略”共建两策，一策是“命重臣临边”用以“镇抚诸国，钩络三边”或者可以吓阻法国。这“重臣”自然是左宗棠、李鸿章，择一以钦差大臣驻扎两广，督办法越事宜。

这一策之下，又有四个纲目，除“集水师”、“重陆路”的军务以外，又主张“联与国”说德法世仇，应该联德制法，而联德之道，不妨向德国订造铁轮，多买炮。

第一策是正，第二策是奇，奇兵之用在声东击西，张佩纶和陈宝琛建议:以左宗棠的南洋和李鸿章的北洋两支大军，假作全力对付本，而另简贤能“秘寄以滇粤之事”如彭玉麟、丁宝桢、张之都可膺选。如果说，以左宗棠或李鸿章，出镇西南，象晋朝陶侃的移镇广州，唐朝的郭子仪备边以服回纥，是重在威名慑敌。那么用彭玉麟等人的作用正好相反，象汉高祖识拔韩信，孙权重用陆逊那样，名气不大，敌人便不甚疑忌。

这样的部署，可使法国错认为中国对越南局势，不甚在意，然后乘其不备，水陆大举，进兵越南，包围法军。相持久，法军力不能支“外惧德人，内耗兵饷”只要稍微许法国一点好处，一定可以和得下来。万一用兵小挫，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还在，可以让他们出面转圜谈和，对国体亦无大损。

虽是纸上谈兵，倒也头头是道。奏折中还力保广西、云南两藩司，滇藩就是“唐拚命”广西藩司叫徐延旭，山东临清人，咸丰十年中了进士，就放到广西当知县，号称知兵。

过了半个月，山西巡抚张之，也上了一个密折作桴鼓之应，认为宜筹兵遣使，先发预防，建议派李鸿章坐镇两广，筹划一切，同时保举一批京外文武人才，总计三十九人之多，第一个就是张佩纶。

这就是李鸿藻一系的清，所提出的国是主张。因为主战，所以推重左、李，其实左宗棠还是陪笔，所真正重视的是李鸿章。但是，李鸿章对和战大计，却不肯轻易发言，要看内外情势而定，卸事毕，五月里回合肥老家奔丧去了。

不久，朝鲜京城发生兵变，攻占王，袭击本公使馆，大院君李星应称“国太公”自行专政。本决定以武力处理，中国驻公使黎庶昌处置明快，直接打电报给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树声，认为中国亦应当立即“派兵船前往观变”于是张树声跟总理衙门议定，派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统领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领兵到朝鲜平。南疆多事，东邻生变，恭王忧劳并，一下子病倒了，而景廉和王文韶又正当云南报销案初起，忧心忡忡，自顾不暇，只有宝鋆和李鸿藻应付艰巨，自然大吃力。

就在这时候，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上了一个说帖，李鸿藻一见大喜。跟张佩纶一谈，唐景崧条陈的办法，正就是张佩纶所说的“奇兵”于是说动了恭王与宝鋆，决意采纳，嘱咐唐景崧将说帖代为奏折，由李鸿藻以吏部堂官的身分代奏。

唐景崧是广西灌人，对越南情势，原有了解，加以跟越南的贡使，详细谈过，所以这个折子在慈禧太后看来是“内行话”唐景崧说“救越南有至便之计”就是重用刘永福。此人的名字，这几个月来，慈禧太后已经听多了，但问到他的生平，没有人能说得完整，所以看到唐景崧谈刘永福，格外注意，只见写的是:“刘永福少年不轨，据越南保胜，军号‘黑旗’。越南抚以御法，屡战皆捷，斩其渠魁，该国授以副提督职，不就，仍据保胜，收税养兵，所部二千人，不臣不叛。越南急则用之，缓则置之，而刘永福亦不甚帖然受命。去岁旋粤谒官，则用四品顶戴，乃昔疆吏羁縻而权给之，未见明文，近于苟且，且越人尝窃窃疑之，故督臣刘长佑有请密谕该国王信用其人之奏。

臣维刘永福者，敌人惮慑，疆吏荐扬，其部下亦皆骁勇善战之材，既为我中国人，何可使沉沦异域？观其膺越职而服华装，知其不忘中国，并有仰慕名器之心；闻其屡归诚，无路得达。若明畀以官职，或权给其衔翎，自必奋兴鼓舞；即不然，而九重先以片言奖励，俟事平再量绩施恩。若辈生长蛮荒，望阊阖为天上，受宠若惊，决其愿效驰驱，不敢负德。

惟文牍行知，诸多未便，且必至其地，相机引导而后纵得宜。可否仰恳圣明，遣员前往，面为宣示，即与密筹却敌机宜，并随时随事，开导该国君臣，释其嫌疑，继以粮饷。刘永福志坚力足，非独该国之爪牙，亦即我边侥之干城也。”唐景崧所谓“发一乘之使，胜于设万夫之防”有这样的妙事，慈禧太后自然心动，但这“一乘之使”难得其选。再看下去，不觉欣，唐景崧“以卑官而怀大志”愿意自告奋勇，那就再好不过了。

于是第二天召见军机，她首先就谈到这件事:“这唐景崧倒是有心人，难得！他是那一年的进士？”

“他是崇绮一榜的翰林。”宝鋆得意洋洋地答道:“是奴才的门生。”

“既是同治四年的翰林，”慈禧太后不解地问:“怎么到现在还是吏部候补主事？”这话就很难说了，说了是揭唐景崧的短处，但亦不得不说“唐景崧散馆，考的是三等，改了部员，平为人不拘小节，所以官运不好。”宝鋆接着又说“象他这样的人，遇到机会，倒是能办大事的。”

“我看他的折子，倒说得有点道理。刘永福是一定要收为我们中国所用的，唐景崧自愿跟刘永福去接头，你们看怎么样？”

“唐景崧来见过臣几次，他不愿升官，亦不支公款，到越南更不必照使臣的章程办理，这完全出于忠勇报国之忱。”李鸿藻又说:“臣的意思，拟请旨将唐景崧发往云南效力。他原折中‘乞假朝命’，朝廷是否格外加恩，请懿旨办理。”

“只要他真能办事，朝廷自然不惜恩典。不过，这一来，见了明发上谕，办事不是就不能守机密了吗？”于是决定将唐景崧发往云南，新任云贵总督岑毓英差遣委用，同时有密谕寄岑毓英，说明原委，责成他协助唐景崧，相机入越联络刘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