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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是来讲存伯的事？坐嘛。”大然不吃烟，他就扔了一块琥珀样半透明的松籽糖给他。大然接过糖块，看看谭宗三，又看看陈实，马上猜到，陈实也是来谈这桩事体的，只不过比他早到了一步，便仰身哈哈大笑起来。陈实也跟着笑。谭宗三却不笑。这样的事已发生不止一次两次了。或者是陈实先来报告什么事，或者是大然先来报告什么事，尔后另一个几分钟后肯定就会赶到。谭宗三知道他们不是约好了这么做的（演的）。他们只是一直在互相监视着。把对方的一举一动全部纳入自己视界。他们都希望能在谭宗三面前占个“先”都不愿在谭宗三面前落后于对方。如果是谭宗三找他们两个中的某一个商谈什么，而没找另一个，另一个就会显现得非常不安。非常踯躅。非常徘徊。非常按捺不住。过个十分二十分钟，就一定会过来推门看一看。看看对方是否仍还在谭宗三的写字间里坐着。有时找个借口，索进来窥测，以揣度谈话的内容。有时只是推开一点门，迅速地瞄这么一眼，立即退去。如果跟这位谈过后两天，没有跟那一位透那次谈话的内容，那一位一定会怏怏地来找你，会很沉闷地在你面前坐很长时间，甚至长吁短叹，迂回地探问，小心翼翼地征询。然后就一五一十地把他这一段子来为你所做过的一切，事无巨细地从头罗列一遍。用非常诚恳的目光看你。用非常中肯的语调叙述。整个上身都会向前探出，肩头控制不住地微微耸动。脸颊则一定会微微红起。举出许多旁证，以确证他为你谭宗三所做过的这一切的真实。（其实这些事都刚发生在昨天前天或今天。本用不着什么证明。有的甚至几十分钟前，谭宗三还跟他们或争论过或讨论过总结过。）尔后突然说不下去了。用那样一种极其委屈的眼光诉说着那许多不能用言语诉说的心曲。或者，就只是无奈地苦笑笑。或者就在结束时不断地说，我晓得我还做得老不够的…真的老不够的…我做得有啥不好，侬真的一定要当面跟我讲…真的…真的…真的…

很长一段时间，谭宗三真的不知道这二位到底“得了什么病”不管得的是什么病，总之是把谭宗三折腾得十分不舒服。使他越发想念盛桥时代的洒自在。他们觉得谭宗三出校门后的这十来年变化太大。谭宗三也觉得，出校门后这一段漫长的时中，他们也变了，除了丢掉了一条臂膊，似乎也变得…很不一样了。

他曾找他们两分别地谈过这件事。请他们不要这么做。

“你们这样，我太‘沙度’（累）了！帮帮忙！”但他两都不承认有这等可笑的事发生在他两身上。非常诚恳地否定。保证。为了证实这一点，有一次，他当场“抓”了他们一回。是张大然。那天，他故意找陈实谈话。张大然果然推门来“偷窥”他忙扑出去在门口“抓”住了张大然:“侬做啥？”

“我做啥？我路过这里…”

“侬推门看啥？”

“我没有推侬门！也没有看啥！”

“侬推了！看了！”

“我没有推！也没有看！”

“大然，这门还虚开着…”

“这是侬出来时推开的。”

“我没有要责怪侬的意思，只是恳求你们不要再这样折磨我…帮帮忙…”

“谭老板，请侬也帮帮忙。我没有做的事体就不要强加在我头上。陈实也在侬房间里。他就坐在那把藤木靠背椅里，离房门只有两步远。他看得最清楚。侬可以叫他出来讲讲，我到底推过侬的门、往里偷看过没有！我不懂，我为啥要偷看？我张大然是这样的人？！”他非常气忿。

“侬没有推门、没有偷看，侬怎么会晓得陈实也在我房间里？甚至晓得他坐在那把藤木靠背椅里、离门只有两步远？这把椅子一直放在我那把圈椅的后头。是刚刚陈实来了后，才把它移出来坐的。侬刚刚要没有亲眼看见，绝对不可能把它现在的位置讲得那么准确！侬还要赖什么赖？！”

“…”大然一下呆住了。

“我…偷看了？”

“大然…”

“我真的偷看了？”张大然的脸忽然变得十分难看，不等谭宗三再说什么，佝偻下身子，便像一缕被风吹散的烟霭似的，匆匆离去。下班后，他在车库门前等着谭宗三。

“侬能稍稍晚回去一息息吗？”他请求道。

“我真的不晓得自己为啥要这样做…大概是顺便走过…顺便推了一下门…”他还在解释。神情却是十分真诚。

“侬不是顺便。也不是头一趟。”

“我真的…真的…”他再次疑惑地抬起头看着谭宗三，脸切切实实地涨得黑紫，犹如染布剩下的一盆下脚水。

“我为啥要这样做？我也曾经是一爿不大不小家具店的老板。我有必要这样做(口伐)？我怎么会变成实杠（这么一副）样子的？我过去从来不这样的！”他显得异常地沮丧。

看样子，他的确是下意识地做了这动作。当场似乎并不清醒。第二天他便请假带着那位房东太太的宝贝女儿一起到无锡去休息了几天；回来后，把他的写字间从二楼，搬到了三楼，远远地离开了陈实和周存伯，也和谭宗三的大写字间离得更远了一些。

陈实对这件事的态度，似乎要坦然得多。他说他知道自己有这种“病”他担心别人比他更接近谭宗三。

“你们都是我的老同学。都是我诚心诚意请来的。都是我最要好、最倚重的朋友，怎么可能会有接近、更接近或不接近这种事体？侬要放松一点。”

“我晓得…但有辰光就是做不到。”

“怎么做不到？”

“嘿嘿…”他尴尬地笑笑。

“还真有啥为难之处？”

“没有…”陈实掩饰地笑了笑。但事实上他没说真话。陈实从毕业后，一直还没真正做成一件充分证明自己能力和志向的事，（虽然已经结了这么多次婚）为此还残废了一条胳膊。自己觉得这前半生过得也是非常坎坷。因此他非常看重目前在豫丰的这个位置和机会。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总是非常担心别人比他更接近谭宗三。平时老想知道现在谁在写字间里跟谭宗三在说事情。说什么。老想到谭宗三写字间去看一看。就像犯了鸦片瘾似的，不去看一看，就怎么也不得过。有时简直到了坐立不安、心里一阵阵发虚的地步。有时明明知道那里没有人在，但还是要去看一看，怎么也说服不了自己。有时十分钟前刚去看过，突然觉得好像又听到有脚步声向谭宗三写字间响去。于是马上又开始坐立不安。又在用力猜测这时候可能会是谁去“讨好”谭宗三。会去汇报谁的什么事。这事跟他会不会有什么关系…

张大然带着房东太太的女儿去无锡“休假”的头几天里，他踏实了许多。但这样的“好子”没能坚持多久，一个礼拜后，他又开始不自信起来，频频出现在谭宗三写字间的门口。谭宗三为此也严厉地“训斥”过他好几次。他也警醒。悔恨。于是就找一点事由，让自己离开豫丰，以为这样便能控制住自己，不去“扰”谭宗三。起初，这个办法还真起作用。但几天后效果就大减。再后来，不仅不见效果，反而变本加厉。离豫丰越远，越不自信，担心越烈，越加坐立不安。有一次，宋邦寅亲自带了一个警备队，从盛桥押送一批最高方面点名要提讯的要犯，去南京。（这时，他已兼任国立八监的典狱长了。）也许是担心走陆路安全系数小，报请总部批准，乘坐专用警船，头一晚上先靠上海杨树浦公平路码头。远东最大的监狱提篮桥监狱，离码头不远，可在那里“借宿”第二天继续溯江而行便可直达目的地。宋邦寅曾向谭宗三提出，让谭氏公司帮他在小张岛上建一个织袜厂。那时对待犯人，还没有现在这种先进的“劳动改造”理论。宋典狱长要在监狱附近建这么一个小厂，主要还是为了安置军警行政公务人员的家小女就业。另外还有个“夙愿”却只有谭宗三萨重冰和那位姓陆的小学校长等不多几个知心朋友知道。这位宋典狱长早先是学工的，总觉得自己在“治人”之余，还有很大一份专长没有得到发挥应用。也可谓技难耐，渴望牛刀小试吧。这件事，谭宗三当然一口答应了下来，立即陈实具体办。宋典狱长出发前通知了陈实，希望在公平路码头上见一面。谈一谈。（他没法身进市区来面谈，又不能请陈实晚上去“提篮桥”小聚。）但那天正是“联合投资银行”董筹会的“预董们”首次到豫丰碰头。为让这些上海滩的“巨子们”第一次踏进豫丰能留下个深刻印象，陈实可谓是煞费了苦心，作方方面面的考虑和准备。客厅和餐间的传应生全都是托人从外白渡桥的礼查公寓和百老汇大厦延请来的。统一布置了红玫瑰。因此说心里话，陈实并不愿意“舍此而即彼”但无奈谭宗三十分看重朋友宋邦寅托办的这件“小事”一定要陈实去见那位未典狱长，并说:“这边有我和存伯大然抵挡嘛。侬还是帮我跑一趟(口伐)。宋先生是我最相知的朋友。谢谢侬了。”陈实只得就范。驱车一路，他就开始不安。到了码头，在等候警船到达的那一段空隙时间里，他更是控制不住地开始设想人们将怎么赞不绝口地夸奖存伯和大然，居然把今天这么一个“金融巨子”的碰头会准备得如此美周全。设想存伯和大然又将怎么趁他不在谭宗三身边的时候而把那些本不是他们做的事统统说成是他们做的。设想他手下的那些事务员趁机又会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在谭宗三面前说他坏话…他几乎都不能再设想下去了，但又控制不住。不能让自己不设想。越想越闷。头越。心怦怦地跳。开始他还坐在车里。后来便只得下车，来回踱步。用踱步来镇静自己。踱步的速度越来越快。步幅也越来越大。即便这样，似乎也无法制止自己去做更严重的设想。特别是想到，那些银行界的巨头们发现他今晚居然没能在如此重要的场合和谭宗三、周存伯、张大然一起面，一定会对他在豫丰的地位和作用作出种种极不利的臆测时，他竟虚汗淋漓不止。后来连自己也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竟驱车回豫丰来了。他在三楼一个黑暗的资料室门口站了许久。后来又在并没有人的谭宗三写字间门外站了许久。他无数次地对自己说，回公平路码头去吧。现在还来得及。但脚就是迈不开去。听着大餐厅里优美而庄重的背景音乐（是他亲自选择的巴赫《复活节圣慢板作品249》），他被自己动了。这时，突然一声喝问:“啥人？”把他惊醒。谭宗三回楼上来吃一口凉茶，想清静一下，一抬头见一条黑影踟蹰，心里一紧，忙喝叫一声同时伸手去开楼道的灯，却见陈实，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便大叫:“侬做啥？侬做啥？侬到底想做啥？！侬这个样子，哪能叫我吃得消？！”陈实自然惭愧得一句话都没说。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他还能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