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四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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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曾经训谕礼部:“经书明达,德行善美,练通达时务的人,征召到京城。
年龄六十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安置为翰林以备咨询。
四十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在六部以及布政、按察两司使用。”因为这时期,作官没有别的途径,所以往往有很多突然颢贵的。
而吏部上奏举荐应当授予官职者,多达三千七百多人,少的时候也达到一千九百多人。
又使富裕之家、年高有德之民都能够进京朝见,奏对适合皇帝心意,往往给予好职位高俸禄厚的官职。
而宣擅和尚郭传,由宋濂推荐,提拔为翰林应奉,这些都是能够考查的。
及科举重设,两条途径一并使用,也不曾偏轻偏重。
建文、永乐年间,举荐住官还有京官授任翰林、地方官授任藩司的。
而杨士奇以处士身份,陈济以平民身份,突然任命为《太祖实录》总裁官,其不拘泥于资格又像这样。
从此之后,科举一天天被推重,举荐一天天被轻视,能写文章的士子大都以由科举进用为荣耀。
主管部门虽然多次接到访求贤人的诏书,而人才已经衰微,祇是按照旧例办事而已。
童宗曾经拿出自己作的《猗兰》以及《招隐诗》赐给诸大臣,以表示劝讽勉励。
实际响应的少,人心也都厌恶鄙薄。
正统元年,北京行在吏部上奏说:“宣德年问,曾经诏令天下布政、按察二司以及府、州、县官举荐贤良方正各一人,至今还举荐不止,应该停止。”皇帝因朝廷访求贤才不能停止,从此以后,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堂上官试考,试考合格的便录用,不合格的便罢黜。
举荐的人更加稀少了。
天顺元年,下诏:“处士之中,有学问贯通天人之道,才能胜任经时济世,却隐居山林,不追求名声显达的,主管部门按照实际情况奏报。”御史陈迹上奏崇仁儒士昊与弼的学问德行,命令江西巡抚韩雍以礼聘请到京城。
一到便召见,任命为左谕德。
昊与弼推托有病不接受。
皇帝又命令李贤引见于文华殿,委婉询问说:“推重您的学问德行,特意授予廷之官,烦托您辅佐太子。”昊与弼坚决推辞。
皇帝在文华殿赐宴,命令李贤陪侍,降敕命褒奖赏赐,派遣行人官送归,算是特殊的恩典。
到了成化十九年,广东举人陈献章被举荐,授任翰林院检讨,而准许他返还家乡,礼数和恩典都大大减轻了。
其后,弘治年问,浙江儒士潘辰,嘉靖年间,南直隶生员文征明、永嘉儒士叶幼学,都因被举荐授任翰林院待诏。
万历年间,湖广举人瞿九思也授任待诏,江西举人刘元卿授任国子监博士,江西处士章潢人未到京城,祇是在京城迁授顺天府训导。
而直隶处士陈继儒、四川举人杨思心等虽然都被举荐,而祇是把姓名下发到礼部而已。
祯九年,吏部重新提议举荐孝廉,说:“祖宗朝都偶尔实行一次,没有固定的制度。
现在应该通行于直属行省,持别注意发现人才,果真有孝廉、怀才抱德、经书明畅、德行善美的人才,由司道官员报送巡按,复核后,上疏报告,检验试考之后录用。”当时纷纷举荐,遍及全国,但是都授任残破了的郡县之职,最终没有大的效果。
到崇祯十七年,命令豫、楚被攻陷了的州县所缺的官员全部听凭巡抚、按察使官征召选派重新设置,不拘泥于是否科举出身,还是杂、生员人等。
逭便是仓皇之中求贤,不是国家太平之时举荐士人的制度。
至于正德四年,浙江的大官举荐余姚人周礼、徐子元、许龙,以及上虞人徐文彪。
刘瑾因四人都是谢迁的同乡,而草拟诏书出自刘健,便假传圣旨把周礼等给镇抚司,贬谪戍守边防,命令布政使林符、邵宝、李赞以及参政、参议、府县官吏十九人处罚米二百石,并且削除刘健、谢迁的官职,而且用文字形式定下条令,余姚人不能选任京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