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春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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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左氏传》序o陆曰:“此元凯所作。既以释经，故依例音之。本或题为‘秋左传序’者。沈文何以为‘释例序’，今不用。”[疏]正义曰:此序题目，文多不同，或云:“秋序”或云“左氏传序”或云“秋经传集解序”或云“秋左氏传序”案晋宋古本及今定本并云“秋左氏传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释例序”后人移之于此，且有题曰“秋释例序”置之《释例》之端。今所不用。晋大尉刘寔与杜同时人也，宋大学博士贺道养去杜亦近，俱为此序作注，题并不言“释例序”明非“释例序”也。又晋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晋世言五经音训，为此序作音。且此序称“分年相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是言为《集解》作序也。

“又别集诸例，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异同之说，《释例》详之”是其据《集解》而指《释例》，安得为“释例序”也？序与叙，音义同。《尔雅·释诂》云:“叙，绪也。”然则举其纲要，若茧之绪。孔子为《书》作《序》，为《易》作《序卦》，子夏为《诗》作《序》，故杜亦称《序》，序《秋》名义、经传体例及已为解之意也。此序大略，凡有十一段，明义以“秋”是此书大名，先解立名之由。自“秋”至“所记之名也”明史官记事之书、名曰“秋”之义。自“周礼有史官”至“其实一也”明天子诸侯皆有史官、必须记事之义。自“韩宣子適鲁”至“旧典礼经也”言周史记事、褒贬得失、本有大法之意。自“周德既衰”至“从而明之”言典礼废缺、善恶无章，故仲尼所以脩此经之意。自“左丘明受经于仲尼”至“所脩之要故也”言丘明作传，务在解经，而有无传之意。自“身为国史”至“然后为得也”言经旨之表不应，须传有通经之意。自“其发凡以言例”至“非例也”言丘明传有三等之体。自“故发传之体有三”至“三叛人名之类是也”言仲尼脩经有五种之例。自“推此五体”至“人伦之纪备矣”总言圣贤大趣足以周悉人道，所说经、传理毕，故以此言结之。自“或曰《秋》以错文见义”至“《释例》详之也”言已异于先儒，自明作《集解》、《释例》之意。自“或曰《秋》之作”下尽“亦无取焉”大明《秋》之早晚、始隐终麟、先儒错缪之意。贾逵《大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云:“鲁君子左丘明作传。”据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此经既遭焚书而亦废灭。及鲁共王坏孔子旧宅，于壁中得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馀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汉武帝时，河间献《左氏》及古文《周官》。光武之世，议立《左氏》学，公羊之徒上书讼《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学不立。成帝时，刘歆校秘书，见府中古文《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释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二弟子后，传闻之与亲见，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问向，向不能非也。及歆亲近，建立《左氏秋》及《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儒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于大常博士，责让之。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及歆创通大义奏上，《左氏》始得立学，遂行于世。至章帝时，贾逵上《秋大义》四十条，以抵《公羊》、《穀梁》，帝赐布五百匹。又与《左氏》作《长义》。至郑康成，箴《左氏膏肓》，发《公羊墨守》，起《穀梁废疾》。自此以后，二传遂微，《左氏》学显矣。

“秋”者，鲁史记之名也。

[疏]“秋”至“名也”o人臣奉主，品目不同。掌事曰司，掌书曰史。史官记事，为书立名，以“秋”二字为记事之书名也。

o正义曰:从此以下至“所记之名也”明史官记事之书名曰“秋”之意。

“秋”之名，经无所见，唯传记有之。昭二年，韩起聘鲁，称“见《鲁秋》”《外传·晋语》司马侯对晋悼公云“羊舌肸习于《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秋》”《礼·坊记》云:“《鲁秋》记晋丧曰‘其君之子奚齐’。”又《经解》曰:“属辞比事，《秋》教也。”凡此诸文所说，皆在孔子之前，则知未修之时旧有“秋”之目。其名起远，亦难得而详。《礼记·内则》称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应记事，但未必名为“秋”耳。据周世法则，每国有史记，当同名“秋”独言“鲁史记”者，仲尼脩鲁史所记，以为《秋》，止解仲尼所修《秋》，故指言鲁史，言脩鲁史《秋》以为褒贬之法也。

记事者，以事系。o系，工帝反。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o别，彼列反。

[疏]“记事”至“异也”既辨“秋”之名，又言记事之法。系者，以下缀上、以末连本之辞。言于此而有此事，故以事系；月统，故以系月；时统月，故以月系时；年统时，故以时系年:所以纪理年月远近，分别事之同异也。若“隐三年，，王二月，已巳，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类，是事之所系年时月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记，皆应具文，而《秋》之经文多不具，或时而不月，月而不，亦有不系月、月而无时者。史之所记，必系月，月必系时，《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有无月者十四，有月无时者二，或史文先阙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备文而后人误。四时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无夏；昭十年十二月，无冬:二者皆有月而无时。既得其月，时则可知，仲尼不应故阙其时，独书其月，当是仲尼之后写者漏。其不系于月，或是史先阙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无月，而有壬申、丁丑，计一时之间再有此，虽改正，何以可知？仲尼无以复知，当是本文自阙，不得不因其阙文，使有而无月。如此之类，盖是史文先阙，未必后人误。其时而不月、月而不者，史官立文，亦互自有详略，何则？案经朝聘、侵伐、执杀大夫、土功之属，或时或月未有书者；其要盟、战败、崩薨、卒葬之属，虽不尽书，而书者多，是其本有详略也。计记事之初月应备，但国史总集其事，书之于策，简其，合其同异，量事而制法，率意以约文，史非一人，辞无定式，故月参差，不可齐等。及仲尼脩故，因鲁史成文，史有详略，有具否，不得不即因而用之。案经传书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书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书者四百三十二。计年数略同，而数向倍，此则久远遗落，不与近同；且他国之告有详有略，若告不以，鲁史无由得其而书之，如是，则当时之史亦不能使月皆具。当时已自不具，仲尼从后脩之，旧典参差，月不等，仲尼安能尽得知其月皆使齐同？去其月，则或害事之先后；备其月，则古史有所不载，自然须旧有者因而详之，旧无者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详略，不可以为褒贬，故《秋》诸事皆不以月为例。其以月为义例者，唯卿卒、食二事而已。故隐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师卒”传曰“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有食之”传曰“不书，官失之也”丘明发传，唯此二条。明二条以外，皆无义例。既不以为例，独于此二条见义者，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病则亲问，敛则亲与。卿佐之丧，公不与小敛，则知君之恩薄。但是事之小失，不足以贬人君。君自不临臣丧，亦非死者之罪，意垂戒于后，无辞可以寄文；而人臣轻，死可略，故特假以见义也。食者，天之变。甲乙者，历之纪。朔是月之会，其食必在朔，是故史书食必记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有食之，须书朔。与不，唯此而已。月与不月，传本无义。《公羊》、《穀梁》之书，道听涂说之学，或或月，妄生褒贬。先儒溺于二传，横为《左氏》造月褒贬之例，故杜于大夫卒例备详说之。仲尼刊定无褒贬，而此序言史官记事必系月时年者，自言记事之体须有所系，不言系之具否皆有义例也。《秋·符》曰:“者，之，耀魄光明，所以察下也。”《淮南子》曰:“积之热气生火，火气之者为。”刘熙《释名》曰:“，实也，光明盛实。”是说之义也。之在天，随天转运，出则为昼，入则为夜，故每一出谓之一。之先后，无所分别，故圣人作甲乙以纪之。《世本》云:“容成造历，大桡作甲子。”宋忠注云:“皆黄帝史官也。”《符》曰:“月者，之，地之理也”《淮南子》曰:“积之寒气久者为水，水气之者为月。”刘熙《释名》曰:“月，阙也，而阙也。”是说月之义也。月之行天，其疾于十三倍有馀，积二十九过半而行及与月相会。张衡《灵宪》曰:“譬火，月譬水，火外光，水含景，故月光生于之所照，魄生于之所蔽。当则光盈，就则明尽。”然则以明一尽谓之一月，所以总纪诸月也。三月乃为一时，四时乃为一年，故递相统摄，纪理庶事。

“纪远近”者，前年远于后年，后月近于前月，异其年月，则远近明也。

“别同异”者，共在月下，则同月之事；各系其月，则异月之事:观其月则异同别矣。若然，言正月二月则知是，四月五月则知是夏，不须以月系时，足明远近同异。必须以月系时者，但以月时年各有统属，史官记事，唯须顺叙，时既管月，不得不以月系时。案经未有重书月者，则有之。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丙戌，卫侯晋卒”一再书者，史本异文，仲尼从而不改，故杜云:“重书丙戌，非义例，因史成文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o错，七各反，下皆同。

[疏]“故史”至“名也”o将解名曰“秋”之意，先说记事主记当时之事。事有先后，须显有事之年。表，显也。首，始也。事系下，年是事端，故史之所记必先显其年，以为事之初始也。年有四时，不可遍举四字以为书号，故错互举，取“秋”二字，以为所记之名也。先于夏，秋先于冬，举先可以及后，言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见冬，故举二字以包四时也。

“秋”二字是此书之总名，虽举“秋”二字，其实包冬夏四时之义。四时之内，一切万物生植孕育尽在其中。《秋》之书，无物不包，无事不记，与四时义同，故谓此书为《秋》。《孝经》云:“《秋》祭祀，以时思之。”《诗·鲁颂》云:“秋匪解，享祀不忒。”郑笺云:“秋，犹言四时也”是举秋足包四时之义。年、岁、载、祀，异代殊名，而其实一也。《尔雅·释天》云:“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李巡曰:“夏岁，商祀，周年，唐虞载，各自纪事，尧舜三代示不相袭也”孙炎曰:“载，始也，取物终更始也。岁，取岁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时祭祀一讫也。年，取年穀一也。”是其名别而实同也。此四者，虽代有所尚，而名兴自远，非夏代始有岁名，周时始有年称。何则？《尧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禹贡》“作十有三载，乃同”是于唐虞之世，巳有年岁之言。记事者，则各从所尚，常语者，则通以为言，故虞亦称年，周亦称岁。周诗《唐风》称“百岁之后”是周之称岁也。四时之名，夏秋冬，皆以时物为之号也。《礼记·乡饮酒义》曰:“之为言蠢也，夏之为言假也，秋之为言揪也。冬之为言中也。中者藏也。”《汉书·律历志》云:“，蠢也，物蠢生也。夏，假也，物假太也。秋，即由反也，物敛也。冬，终也，物终藏之也。”是解四时异名之义也。史之记事，一月无事不空举月，一时无事必空举时者，盖以四时不具，不成为岁，故时虽无事，必虚录首月，其或不录，皆是史之阙文。隐六年空书“秋，七月”注云:“虽无事而书首月，具四时以成岁。”桓四年不书秋冬，注云:“国史之记，必书年以集此公之事，书首时以成此年之岁，故《秋》有空时而无事者。今不书秋冬首月，史阙文。”是其说也。然一时无事则书首月，庄二十二年书“夏，五月”者，杜虽于彼无注，《释例》以为阙谬。

“秋”之名，错举而已，后代儒者，妄为华叶。贾逵云“取法之中。为中，万物以生。秋为中，万物以成。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贺道养云“贵之始，秋取之初”计“秋”之名，理包三统，据周以建子为正言之，则非中，秋非中；据夏以建寅为正言之，则非始，秋非初，乃是窍混沌而画蛇足，必将夭命而失卮酒。

《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

[疏]“周礼”至“国史”o既解名曰“秋”之意，又显记事之人。官宗伯之属有“大史下大夫二人”、“小史中士八人”、“内史中大夫一人”、“外史上士四人”、“御史中士八人”虽复各有所职，俱是掌书之官。

o正义曰:《周礼·官·小史职》曰:“掌邦国之志。”《内史职》曰:“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外史职》曰:“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于四方。”今杜氏序云“掌邦国四方之事”者“掌邦国”取《小史职》文“四方之事”取《内史职》文，杜总括两史，共成此语。诸侯官属虽难备知，要传记每说诸侯之史，知诸侯亦各有国史也。《周礼》言“邦国”者，乃谓畿外诸侯之国也。国在四表，故言“四方”云“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者，谓四方有书来告，内史读以白王也。告王之后，则小史主掌之，故云“掌邦国之志”内史虽云读四方之事书，其实国内史策，皆内史所掌，故其职掌八柄及策命之事也。然则内史、小史，既主国内，又主四方来告之事，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国史承告而书”是也。杜此序又云“达四方之志”取《外史职》文。案《外史职》云“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四方”今移“达”字于“四方之志”上，如杜之意，外史达此国内之志，以告四方，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同盟然后告名，赴者之礼”是也。然则“掌邦国四方之事”者，据此承受他国之赴也；“达四方之志”者，据已国有事赴告他国也。《秋》既有内外二种，故杜翦撮天子之史，取外史、内史两文。《周礼》诸史虽皆掌书，仍不知所记《秋》定是何史。盖天子则内史主之，外史佐之，诸侯盖亦不异。但秋之时不能依礼，诸侯史官多有废阙，或不置内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大史，则大史主之，小史佐之。刘炫以为《尚书》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诰》，其经曰“大史友，内史友”如彼言之，似诸侯有大史、内史矣。但遍检记传，诸侯无内史之文。何则？《周礼·内史职》曰“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僖二十八年传说襄王使“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是天子命臣，内史掌之。襄三十年传称郑“使大史命伯石为卿”是诸侯命臣，大史掌之。诸侯大史当天子内史之职，以诸侯兼官无内史故也。郑公孙黑强与薰隧之盟，使大史书其名，齐大史书崔杼弑其君，晋大史书赵盾弑其君，是知诸侯大史主记事也。南史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当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传称“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言外史，则似有内史矣。必言诸侯无内史者，闵二年传称史华龙滑与礼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传称鲁有“大史克”哀十四年传称齐有“大史子馀”诸国皆言大史，安得有内史也？季孙召外史者，盖史官身居在外，季孙从内召之，故曰外史，犹史居在南，谓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虽左右所记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礼》无左右之名，得称左右者，直是时君之意，处之左右，则史掌之事因为立名，故传有“左史倚相”掌记左事，谓之左史，左右非史官之名也。左是道，气施生，故令之记动。右是道，气安静，故使之记言。《艺文志》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误耳。上言“鲁史记”则诸侯各有史可知，又言诸侯各有国史者，方说诸侯各有《秋》，重详其文也。

大事书之于策，o策，本又作“册”亦作“筴”同，初革反。小事简牍而已。o牍，徒木反。

[疏]“大事”至“而已”o既言尊卑皆有史官，又论所记简策之异。《释器》云“简谓之毕”郭璞云“今简札也”许慎《说文》曰:“简，牒也。牍，书版也。”蔡邕《独断》曰:“策者，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郑玄注《中庸》亦云“策，简也”由此言之，则简、札、牒、毕，同物而异名。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故于文“策”或作“册”象其编简之形。以其编简为策，故言策者简也。郑玄注《论语序》以《钩命决》云“《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故知六经之策皆称长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谓汉世天子策书所用，故与六经异也。简之所容，一行字耳。牍乃方版，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凡为书，字有多有少，一行可尽者，书之于简；数行乃尽者，书之于方；方所不容者，乃书于策。《聘礼记》曰:“若有故则加书将命，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郑玄云:“名，书文也，今谓之字。策，简也。方，版也。”是其字少则书简，字多则书策。此言大事小事，乃谓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事者，谓君举告庙及邻国赴告，经之所书皆是也。小事者，谓物不为灾及言语文辞，传之所载皆是也。大事后虽在策，其初亦记于简。何则？弑君大事，南史书崔杼，执简而往，董狐既书赵盾，以示于朝，是执简而示之，非举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书于简，后乃定之于策也。其有小事，文辞或多，如吕相绝秦，声子说楚，字过数百，非一牍一简所能容者，则于众简牍以次存录也。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隐十一年传例云“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明是大事来告，载之策书也。策书不载，丘明得之，明是小事传闻，记于简牍也。以此知仲尼脩经皆约策书成文，丘明作传皆博采简牍众记。故隐十一年注云“承其告辞，史乃书之于策。若所传闻行言非将君命，则记在简牍而已，不得记于典策。此盖周礼之旧制”也。又庄二十六年经皆无传，传不解经，注云“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是言经据策书，传冯简牍，经之所言其事大，传之所言其事小，故知小事在简，大事在策也。

《孟子》曰: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秋》，其实一也。o《孟子》，书名。姓孟，名轲，字子舆，鄹邑人。与齐宣王同时人。著此书。梼，徒刀反。杌，五忽反。梼杌，四凶之一。杜云“顽凶无俦匹之貌”乘，绳证反，车乘也。一云兵乘。

[疏]“孟子曰”至“一也”o既言简、策之异，又说诸国别名。孟子，姓孟，名轲，字子舆，邹邑人也。当六国之时，师事孔子之孙子思，脩儒术之道，著书七篇。其第四《离娄》篇云:“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秋》作。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鲁谓之‘秋’，一也。”其言与此小异，是杜足“其实”二字，使成文也。彼赵岐注云:“‘乘’者，兴于田赋乘马之事，因以为名。‘梼杌’者，嚚凶之类，兴于记恶之戒，因以为名。‘秋’，以二始举四时，记万事之名。”是三者立名虽异，记事则同，故云“其实一也”序发首云“‘秋’者，鲁史记之名也”故引此以为证。且明诸侯之国各有史记，故鲁有《秋》，仲尼得因而脩之也。案《外传》:申叔时、司马侯乃是晋、楚之人，其言皆云“秋”不言“乘”与“梼杌”然则“秋”是其大名，晋、楚私立别号，鲁无别号，故守其本名。贾逵云“周礼尽在鲁矣，史法最备，故史记与周礼同名”然则晋、楚岂当自知不备，故别立恶名？

韩宣子適鲁，o宣子，名起，晋大夫。適鲁，在昭二年。见《易·象》与《鲁秋》，曰:“周礼尽在鲁矣。o尽，津忍反，后放此。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o王，于况反，又如字。

[疏]“韩宣”至“以王”o既言诸国有书，明鲁最兼备，故云此。

o正义曰:此昭二年传文也。宣子，晋卿，名起，食邑于韩，因以为氏。谥曰宣子者，有德之称。为昭公新立，身新为政，故来聘鲁，因观书于大史氏，见此书而发言。杜注彼以为《易·象》即今《周易》上下经之《象》辞也，《鲁秋》谓鲁史记之策书也。《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礼尽在鲁矣”《易·象》、《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见《秋》知周公之德，见《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文王能制此典，即是身有圣德，圣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观其书，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王身处王位，故以王言之。周公不王，故以德属之。人异，故文异。传言观书大史，则所观非一，而独言《易·象》、《鲁秋》者，韩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鲁无增改，故不言“鲁易象”《秋》虽是周法所记，乃是鲁事，故言“鲁秋”也。《秋》、《易·象》，晋应有之，韩子至鲁方乃发叹者，味其义，善其人，以其旧所未悟，故云今始知，示其叹美之深，非是素不见也。《易·下系辞》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当文王与纣之事。则谓《易·象》，爻彖之辞也。郑玄案据此文，以为《易》是文王所作。郑众、贾逵、虞翻、陆绩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东邻杀牛”皆以为《易》之爻辞周公所作。杜虽无明解，似同郑说。

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

[疏]“韩子”至“经也”o序言史官所书，旧有成法，故引韩子之事，以此言结之。韩子所见《鲁秋》者，盖是周之旧正典、礼之大经也。韩子之言，并叹《易·象》，此之所见，唯谓《秋》者，指说《秋》，不须《易·象》故也。知是旧典礼经者，传于隐七年“书名”例云“谓之礼经”十一年“不告”例云“不书于策”明书于策必有常礼。未脩之前，旧有此法。韩子所见而说之，即是周之旧典，以无正文，故言“盖”为疑辞也。制礼作乐，周公所为，明策书礼经亦周公所制，故下句每云周公，正谓五十发凡是周公旧制也。必知史官所记，有周公旧制者，以圣人所为，动皆有法，以能立官纪事，岂得全无宪章？定四年传称备物典策以赐伯禽，典策则史官记事之法也。若其所记无法，何足以赐诸侯？诸侯得之，何足以为光荣而子鱼称为美谈也？且仲尼脩此《秋》以为一经，若周公无法，史官妄说，仲尼何所可冯，斯文何足为典，得与诸《书》、《礼》、《乐》、《诗》、《易》并称经哉？以此知周公旧有定制，韩子所见是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秋》昭明，赴告策书，o告，古毒反，一音古报反。崩薨曰赴，祸福曰告。诸所记注，o注，张住反，字或作“註”多违旧章。

[疏]“周德”至“旧章”o正义曰:此明仲尼脩《秋》之由，先论史策失宜之意。计周公之垂法典策具存，岂假仲尼更加笔削？但为官失其守，褒贬失中，赴告策书，多违旧典，是故仲尼脩成此法，垂示后昆。襄三十一年传称卿大夫“能守其官职”昭二十年传曰“守道不如守官”是言人臣为官，各有所守。周德既衰，邦国无法，群小在位，故官人失其所守也。虽广言众官失职，要其本意是言史官失其所掌也。昭三十一年传曰:“《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秋》昭明。”注云:“上之人谓在位者也。”彼谓贤德之人在天子诸侯之位，能使《秋》褒贬劝戒昭明。周德既衰，主掌之官已失其守，在上之人又非贤圣，故不能使《秋》褒贬劝戒昭明。致令赴告记注多违旧章也。文十四年传曰“崩薨不赴，祸福不告”然则邻国相命，凶事谓之赴，他事谓之告，对文则别，散文则通。昭七年传“卫齐恶告丧于周”则是凶亦称告也。赴告之中违旧章者，若隐三年，平王以壬戌崩，赴以庚戌；桓五年，陈侯鲍卒，再赴以甲戌己丑；及不同盟者而赴以名，同盟而赴不以名之类是也。策书记注多违旧章者，仲尼既已脩改，不可复知。正以仲尼脩之，故知其多违也。

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

[疏]“仲尼”至“之法”o此明仲尼所因并制作之意。所脩之经，以鲁为主，是因鲁史策书成定之旧文也。

“考”谓校勘“志”谓记识。考其真伪，真者因之，伪者改之。志其典礼，合典法者褒之，违礼度者贬之。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使旧典更兴；下以明将来之法，令后世有则，以此故脩《秋》也。前代后代，事终一揆，所赏所罚，理必相符。仲尼定《秋》之文，制治国之法，文之所褒，是可赏之徒；文之所贬，是可罚之类。后代人主，诚能观《秋》之文，揆当代之事，辟所恶而行所善，顺褒贬而施赏罚，则法必明，而国必治，故云“下以明将来之法”也。不教当时而为将来制法者，孔子之时，道不见用，既知被屈，冀范将来。将来之与今时，其法亦何以异，但为时不见用，故指之将来，其实亦以教当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