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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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武初,渊迁长水校尉。荒伧人王泰宝买袭琅谱,尚书令王晏以启高宗,渊坐被求,当极法,子栖长谢罪,稽颡血,朝廷哀之,免渊罪。数年,始安王遥光板抚军谘议,不就,仍为北中郎参军。中兴元年,卒。年六十二。撰《氏族要状》及《人名书》,并行于世。
史臣曰:文章者,盖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区判文体,陆机辨于《文赋》,李充论于《翰林》,张视擿句褒贬,颜延图写情兴,各任怀抱,共为权衡。属文之道,事出神思,召无象,变化不穷。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咏规范,本之雅什,分条散,各以言区。若陈思《代马》群章,王粲《飞鸾》诸制,四言之美,前超后绝。少卿离辞,五言才骨,难与争鹜。桂林湘水,平子之华篇,飞馆玉池,魏文之丽篆,七言之作,非此谁先?卿、云巨丽,升堂冠冕,张、左恢廓,登高不继,赋贵披陈,未或加矣。显宗之述傅毅,简文之摛彦伯,分言制句,多得颂体。裴頠内侍,元规凤池,子章以来,章表之选。孙绰之碑,嗣伯喈之后;谢庄之诔,起安仁之尘。颜延《杨瓒》,自比《马督》,以多称贵,归庄为允。王褒《僮约》,束皙《发蒙》,滑稽之,亦可奇玮。五言之制,独秀众品。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建安一体,《典论》短长互出;潘、陆齐名,机、岳之文永异。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情新,得名未盛。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调险急,雕藻,倾炫心魂。亦犹五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三体之外,请试妄谈。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忽先构聚。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利吻,不雅不俗,独中怀。轮扁斫轮,言之未尽,文人谈士,罕或兼工。非唯识有不周,道实相妨。谈家所习,理胜其辞,就此求文,终然翳夺。故兼之者鲜矣。
赞曰:学亚生知,多识前仁。文成笔下,芬藻丽。
译文丘灵鞠是吴兴乌程县人。祖父名系,任秘书监。灵鞠从小好学习,很会写文章。由于要代郡守行上计,所以出仕任郡吏。州府征召他为从事,去见领军沈演之。沈演之说:“我从前为州吏时,去见领军谢晦,宾主坐的地方、位置,正和今天我们所坐的一样。您将来或许也会像我现在一样。”举荐他为秀才,任州主簿。屡经升迁后为员外郎。
宋孝武帝刘骏的殷贵妃去世,丘灵鞠献上挽歌诗三首,其中有一联写道:“云横广阶暗,霜深高殿寒。”宋孝武帝挑出造一句来倍加叹赏,授职为新安王北中郎参军,出任为剡地乌程县令,不得志。宋明帝泰始初年,舆东贼事有牵连而被限制不许做官好几年。褚渊为吴兴太守,对人说:“这郡的才学之士祇有丘灵鞠和沈。”于是上报为丘灵鞠申诉。明帝命他着《大驾南讨纪论》。过了很久,授给他太尉参军之职,转迁安北记室,兼扶风郡太守,丘灵鞠推辞不就任。后任尚书三公郎,建康令,转官通直郎,兼中书郎。
宋顺帝升明年间,丘灵鞠升任正员郎,领本郡中正,仍旧兼职中书郎。当时正碰上宋禅让于齐,齐太祖派丘灵鞠参加执掌诏书策令。齐太祖建元元年,他转官为中书郎,仍旧领本郡中正,任命他主管束文书起草事务,不久又执掌知国史。建元二年,出任镇南长史、寻相,升为尚书左丞。齐武帝即位,叉转官为通直常侍,不久又兼东观祭酒。丘灵鞠说:凡是做官都不愿意经常变动,假若让我作一辈子的祭酒,我也不遗憾。”武帝永明二年,承命作骁骑将军。丘灵鞠不喜武职,对人说:“我应该回到东方去挖掘顾荣的坟墓。江南之地方圆数千里,士人能获得荣耀的,都出白这裹。顾荣却忽然导引那些鄙夫们渡过长江,妨碍了我们的前途,死有余辜。”于是改任正员常侍。丘灵鞠喜喝酒和品评人物。他在沈渊处看到王俭的诗作,沈渊说:“王令的文章大有长进。”灵鞠说:“比得上我没有长进时的文章吗?”这句话被王俭知道了。丘灵鞠在刘宋时代诗文的名气很大,进入齐朝后稍稍减退。他披头散发放纵行迹,没有仪表,不治理家产祖业。王俭对人说:“丘公作官没有长进,文才也退步了。”丘灵鞠升任长沙王车骑长史,太中大夫,后去世。着有《江左文章绿序》,起于束晋太兴年,终于束晋末元熙年。文集通行于世。
檀超字悦祖,高平郡金乡人。祖父名弘宗,是刘宋时的南琅太守。檀超年轻时喜文学,放纵不羁,出仕为州西曹。他曾经与别驾萧惠开共过事。而不肯处于他的下位。他对萧惠开说:“我和您都是从一个老太太那儿延续出来的人,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萧太后是惠开的堂祖母,而长沙王萧道怜的贵妃则是檀超的姨祖母。檀超后被举荐为秀才。宋孝武帝孝建初年,因犯事被迁徙到梁州,任宣威府参军。孝武帝听说檀超有文才,诏令回京到束当差,官授骠骑参军、宁蛮主簿,镇北谘议。檀超多次作为藩王的辅佐官,不得志,转官为尚书度支郎,车骑功曹,桂内史。后檀超晋升为殿中郎,兼中书郎,零陵内史。征北骠骑记室,国子监博士,兼左丞。檀超特别喜喝酒,好歌咏诵,举止平和柔顺,将自己比作晋朝郗超,说是“高平二超”并对入说:“尚觉得我比郗超更为优秀些。”齐太祖很赞赏宠他。升任骠骑将军,常侍,司徒右长史。
建元二年,齐始设置史官,以檀超和骠骑记室江淹掌管修史之职。他们上表确立条例,凡开元纪号,不用宋室年号,人物的官封赏爵,都见于人物自己的传内,无须凭藉年表来记录。立十志,其中《律历》、《礼乐》、《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艺文》等志依照班固的体例,《朝会》、《舆服》两志依照蔡邕、司马彪,《州郡志》依照徐爰。《百官志》依照范晔,合于《州郡志》内。班固把五星放在《天文志》中记载。而把食放进《五行志》中,而檀超、江淹则把食改载入《天文志》。以建元造一年号为齐朝的开始。因为皇帝的女儿出身于皇族,所以特为其立传,以明确她们与皇帝具有重要的甥舅关系。又设有《处士传》、《列女传》。齐高帝颁诏命内官外廷详细评议。左仆王俭发表意见说:“财物粮食的重要,足《洪范》八政所优先考虑的问题。粮食财货能够通有无则国家富足人民殷实,所以应当编入史书,以表明对于务本的重视。《朝会志》,以前的史书都不写,蔡邕称道其先师胡广的学说《汉旧仪》,这衹不过是蔡伯喈的一家之言,细微琐碎的小小仪式,不值得着录。应当立《食货志》,省略《朝会志》。《洪范》九畴,又称作五行。五行的本,最先是水火的华,这是月五行的宗旨。现在应当效法前代史书的法规体例,不要有什么更改革除。此外,立《帝女传》也不是我这浅陋的见识所赞同的。假使帝女中有高深的道德卓异的品行的人,自然应该记载在《列女传》内,如果她们衹具有平常的品德,就依照旧例不载入史书…高帝韶令:“月灾害属于《天文志》,其余的就照王俭的意见办。”檀超撰写史书的功业尚未完成,便死于任上。江淹撰写完成了史书,但还不够完备。
当时有一位豫章人熊襄着有《齐典》,上限从十代开始。他的《序》说道:“(尚书.尧典》篇,叫作《虞书》,都附录于我的叙述之中。所以通称为齐书,名叫《河洛金匮》。”卞彬字士蔚,济冤句人。祖父嗣之作过中领军。父亲丝之,有刚正之气,为上虞县令。卞彬才能品行都与众不同,文章有很多指斥讥刺世弊的地方。州府征召他为西曹主簿,奉朝请,员外郎.宋元徽末年,由四位贵人辅政。卞彬对后来成为齐高帝的萧道成说:“外面有童谣说:‘可怜可念尸着服,孝子不在曰代哭,列管暂鸣死灭族。’您是否听说过?”当时王蕴父亲亡故正在守孝,后和袁粲同死,所以说是尸着服。服就是衣,褚字偏旁为衣;孝字去掉子而用曰字代替,这说的是褚渊。列管,即是萧。卞彬退出之后,萧道成笑着说:“这首童谣是卞彬自己作的。”齐朝建立初始,卞彬又说:“谁说宋很遥远?踮起脚尖便能望见它。”齐高帝听了这话,也不怪罪。卞彬被授予右军参军之职。他家贫穷,外任南康郡丞。
卞彬颇能饮酒,放形骸。作《蚤虱赋序》说:“我居家贫困,布衣裳十年没有添制。一件麻衣布袍,就是我生命的寄托,凭藉它度寒过暑,从来没有更换。身体多病,起居疏简易,裹着破棉败絮而睡,不能自解。更兼秉松懈怠惰,懒于侍皮肤,洗刷不勤,沐浴失时,四肢多,加上恶臭污秽,所以在苇席蓬带之间,跳蚤叽虱遍布丛生。周身奇,无时无刻,抓摸挠整不停。谚语说,早上出生。糁虱子傍晚就有后代。像我身上的虱子,没有热水洗刷的愁虑,断绝了互相哀吊的忧思,在长期不洗的烂衣破裳之间宴享聚会,衣服从不变换,手掏齿啮不能于身;我格轻慢不拘迟缓懒散,又不勤于搜捕征讨,所以它们子子孙孙,在此已繁衍了三十五年。”这裹用简略的语言所概括的都是真实的记录。
授卞彬为南海王国郎中令,尚书比部郎,安吉县令,车骑记室。卞彬生喜好饮酒,以葫芦、瓠瓜、杬木皮作为菜肴,戴丝帽十二年也不变换;用大葫芦作火笼,所用物具大多是些奇奇怪怪的。他自称为“卞田居”称为“傅蚕室”有人劝谏他说:“您一切的仪态品行都不持守,那么名誉爵位怎么能够上升?”卞彬说:“掷五木,掷了十次便收藏起来,这是掷子者的笨拙。我喜掷五木,正想把它掷个痛快。”永元年间,为平越长史、绥建太守,死在任上。
卞彬又作了《禽兽决录》,认为禽兽是:“羊恶而狠毒,猪卑鄙而率直,鹅顽固而傲慢,狗险恶而诈。”这都是指斥权贵。他的《虾蟆赋》写道:“系青带拖紫袍,名叫蛤蟆。”世人说这是比喻令仆,其中又有:“蝌蚪唯唯诺诺,群集浮游暗水。曰以继夜地奔忙,被役使得像鬼一样。”世人说这是比喻令史谘事。卞彬的诗文传于民间。
永明年间,琅人诸葛勖为国子生,作《云中赋》,指斥祭酒以下诸人,都有形似的地方。因犯事被囚在东冶,因此作《东冶徒赋》,世祖见了,赦免了他。
又有陈郡人袁嘏,自己很看重自己的诗文。他对人说:“我的诗应当要用大材来住它,不这样的话它就要飞离开去。”建武末年,作诸暨县令,后被王敬则杀害。
丘巨源是兰陵郡兰陵县人。初年这地方被划给丹郡,以后才归属兰陵邹。丘巨源年轻时被推举为丹郡的孝廉,被宋孝武帝所知遇。大明五年,敕命他协助徐撰写国史。运游崩,江夏王刘义恭把他要去执掌书记。宋明帝即位,令他参预诏诰,引用在左右之列。从南台御史转作王量镇军参军,因守父母之丧而回家乡。
元徽初年,桂王刘挝在寻,认为丘巨源有文采,所以派船接他,并赠送钱物。丘巨源托萧道盛之名而自己上奏,敕令起用巨源使他留在京师。生事发,派他在中书省撰写符檄,挂厘之平定,拜官为奉朝请。
丘巨源希望获得封赏,但没有得到,于是就写信给尚书令袁粲说:小民我相信天理真心待人,对于人事的估量则愚昧不明,以为赤诚能动上达于天庭,获得奖赏以回报我微小的期望;岂料寂寞无声息,倏忽问已过三年?评论者必定会说撰写符檄记录公文衹是些低的伎俩。不是执掌生杀大权的人所期待的;开导劝谏也是些低下的杂说,不是判定是非曲直所应当依托的。然而,事物总是先有名义后有事功的,军国原有的典章,已将七德九功,明载于当世。仰观天星排列,则右为将而左为相,俯家人伦次序,则西为武而柬为文。所以,我等原本就不是尸祝巫现一类的人物。
去年兵变事起非常紧迫迅急,虽然元凶很快被剿灭,但世人的思想情绪却更加惑昏。茅恬、千龄相继开城叛变,当此之时,那些心朝向着胡、越,去新亭奉的士人百姓多得充了道路,投名报效朱雀的,无论蠢笨者或是聪明人,几乎万人空巷。但别人被惑我却没有被惑,别人敬畏我却不害怕,这是第一点要讲的。
在新亭能临机应变,刀斩杀贼子的,衹有张敬儿一人而已;而在中书省能奋笔指贼无所顾忌的,也衹有我丘巨源。文武相比较,诚然各有优劣,但面临死亡以决定成败,抵抗崩天的强敌和不测的灾祸,请问世界上这种胆量谁能比得上?这是第二点要讲的。
再则当时局势动,朝廷普召文人学士,闻风而至者,无不尽集黄门、中书省,并不缺少那些铺张文笔显扬辞采的人,那么替朝廷撰写符檄的当是大手笔,为什么反而要去依赖凡夫俗子呢?如果由于贼人强盛,胜负难测,所以群贤胆怯而不敢染指于笔翰,则我应该因为勇敢而获取奖赏;假如说由于撰写符檄是很难的,必须要笔力雄杰的人来完成,所以群贤推选能人而委托于我,则我应当以才干而被赏赐爵位,这是第三点要说的。
我曾私下看见惩罚桂贼子的条例中列有二十五人不能够得到赦免,李恒、钟同在其中,战败后出降,他们的罪行也一块被免除,而吴迈远却被灭族。谕处罚则拿笔的文人遭受大祸而拿刀的武人却无大害,论赏赐则武人获得特别奖励而文人却被埋没,这是第四点要讲的。
况且吴迈远行文措辞,并没有什么盛气凌人和傲慢的地方,而我作符檄,放言馒骂污辱,文章一出手,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险。假使桂王能实现自己的志向,那么我若不被车裂于军门前,便被斩在都市中,婴孩也被剁成泥,这是值得深虑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五点。
以往军旅中,万余甲士,十分之九都是多余的闲散人员,真是太多啦,但都能够攀龙附璘,如云一样腾飞高翔。至于像我这样的狂夫,真是少得可怜。徒然掌管敕书符旨这类大事,却白白地湮没无闻。难道肩扛盾牌于尘埃之中的,倒都是白起,而持文牍事务处于前列者,则全不是鲁连吗?我很癫狂。国家选用迅捷的快马,驰聘于烽烟旌旗的战场;皇上择取峻逸的飞乌,腾飞在遍布罗网的地方。我既能够凌驾于敌人之上而不退缩,争先驰飞而不辜负上司的期望,确实应该获得微薄的赏赐,稍稍沾点宴饮的光。可是却像蜉蚁一般被抛弃于沟壑之中,如土灰一样被扔掷在赏论之外。那些随从跟着参战的人,既没有武艺又不勇敢,都凭藉这点登上了高高的官阶;平凡舒适地在台府供职的人,既没有文才又不具备武略,却安坐侍立在殿堂之上。看自己是这样的穷迫困窘,看别人却那样辉煌腾达,人既非草木,怎么能消除这不平的声音。
但是,丘巨源的要求终于没有被足。
丘巨源相继辅佐各王府,转官羽林监。齐建武元年,为尚书主客郎,领军司马,越骑校尉。授官武昌太守,拜谢完毕,不乐意去江外,变世担问他原因,丘巨源说:“古人云:‘宁饮建丛水,不食选员鱼。’臣年事已高,宁肯死在建业。”于是派他作余杭县令。
沈攸之事件时,太祖派丘巨源为尚书符荆州,丘巨源因此又希望获得特别的奖赏,但未能如愿,从此以后心中常怀不。当齐高宗还是吴兴太守时,丘旦逊曾作《秋胡诗》,内中有讥讽语言,所以后来因别事而被杀。
王智深字云才,琅临沂人。年轻时跟随陈郡人谢超宗学写文章。王智深喜好喝酒,口舌笨拙言语枯涩,缺乏风度。宋建平王刘景素任南徐州刺史时,作有《观法篇》,王智深写文唱和受到赏识,被征用为西曹书佐。他贫寒没有衣,还未走马上任,刘景素便起事失败。王智深后出任为州祭酒。齐太祖还是宋镇军将军时,丘巨源便将王智深推荐给了太祖,被任命为府行参军,又拜授为豫章王国常侍,调任太学博士,豫章王大司马参军,兼记室。
齐世祖命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计划为袁粲立传,请世祖审定。世祖说:“袁粲自然是宋室的忠臣。”沈约叉记录了宋孝武帝和宋明帝很多卑鄙猥琐的事情,齐世祖派近侍对沈约说:“宋孝武帝的事迹不容贬毁。我以前曾经臣事于宋明帝,您要考虑一下礼仪上的韩恶之义。”于是宋明帝的丑事便被省略删除了很多。
世祖又赦命王智深撰《宋纪》,在芙蓉堂召见他,赏给衣物服饰,赐给住宅。王智深向豫章王诉说家境贫寒,王说:“必须等到您将书写成后,再讲俸禄之事。”书写成共有三十卷,世祖后在璇明殿召见王智深,命他写表章奏上。表未奏而世祖已崩。郁林王隆昌元年,敕命索取这部书,王智深升为竞陵王司徒参军,后因犯事而被免职。江夏王萧锋、衡王萧钩对待他都很好。
当初,王智深受到司徒袁粲很友善的接待,等到他撰写《宋纪》,书中常表现出怀恋之情。很小时父亲便死了,所以祖母给他取名为愍孙,以后因为仰慕荀粲,所以自己改名为袁粲。会稽人贺蚕讥笑这事,因此王智深在书中对这事作了一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