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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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善于玩数字，讲得头头是道，且有佐证，沈葆桢听得心喜。但招商局南洋虽亦管得到，而一向以北洋为主，所以沈葆桢表示，这件事应该会商北洋大臣，共同具奏。

“机不可失！”盛宣怀为沈葆桢解释，洋人以冬至后十为岁终，在这年便是四天以后的十一月十七。公司主管三年更换一次现任的主管，任期到那一天为止。过了十一月十七，新任主管一到，重新谈判，便捡不到这个便宜。或者新任主管，另集巨资，重整旗鼓，招商局便会遭受威胁，惟有乘机归并旗昌，招商局始能立于不败之地，结论是“事有经权，而况招商局在南洋通商的范围之内，大人不但当仁不让，且须当机立断。”沈葆桢盘算之下，还有顾虚，美商的旗昌固然归并了，英商的太古、怡和又将如何？

“太古、怡和船少，不足为虑；旗昌归并以后，招商局的船有二十七号之多，势力大增，洋人做生意一向以大吃小，太古、怡和只有跟着招商局走。招商局从前吃亏的是，自己没有码头栈房，有时不能不迁就太古、怡和，现在有了旗昌的码头、栈房，不必再迁就他人，主客之势，自然就不同了。还有，船一多了，自己可以办保险，利权不外溢，就等于另开了一条财源。”沈葆桢完全被说服了，命盛宣怀当天就回上海，跟旗昌谈判，尽量低“受盘”的价格，先把易敲定下来。至于收买旗昌的资本，原呈中提出官商合办之议，命盛宣怀尽力先招商股，不足之数以“官本”补足，如何筹划，另作计议。获得这样的授权，骗局已必可实现。盛宣怀一到上海，复又调动官款，收买旗昌股票，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以后，一面委托一名外国律师担文，办理接管的手续；一面赶到南京，向沈葆桢复命，事情已经定局了。

据盛宣怀的书面报告，说是“议定码头、轮船、栈房、船坞、铁厂，及一切浮存料物、器皿等项一概在内，现银二百万两。其余汉口、九江、镇江、宁波、天津各码头、洋楼、栈房，作价二十二万两。”总计二百二十二万两，较原来的开价，减了三十万两之多。

至于付款的办法，在十一月十九已先付定银二十万两；约定十二月十八续付二十万；明年正月十七再付三十万，即行盘。余数如何分期付，亦已商定。

至于商股，盛宣怀说已招到一百二十二万两；短缺“官本”一百万两，盛宣怀亦已借箸代筹，某处可拨多少，一一指明，当然这也是预先跟梅启煦商量好的。

谈停当了，便须出奏，类此案例，倘为北洋主稿，便须南洋会衔；南洋主稿，自然亦须北洋会衔。盛宣怀极力申说，时机迫促，往返磋商，误了二批款之期，所付二十万定洋将遭没收，劝沈葆桢单衔出奏；又说李鸿章与沈葆桢是同年，遇到这样的好事，只会赞成，不会反对。沈葆桢想想也不错，同意单衔出奏；在折尾上声明:“时值冻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运道冰封，陆路仍可通行，显然的，这是一个很牵强的理由。沈葆桢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盛宣怀特设的圈套，先则以“十七之期”对沈葆桢“当仁不让”；继而以恐误二批银之期会遭损失，迫使沈葆桢单衔出奏，这种种设计，都是为了要出李鸿章，以便将来骗局败时，李鸿章得以未与闻共事的局外人身分，易于回护。

果然，四年以后骗局败了。发难的是一个湖南籍的名士、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上折严劾招商局管事道员盛宣怀等蒙蔽把持，营私舞弊。当时言路上很有力量，朝廷对一班“清”的议论与主张，十分重视，当即饬下两江总督“痛加整顿，逐一严查。”其时的两江总督名叫刘坤一，湖南新宁人，对于李鸿章久怀不。原来李鸿章自从“用沪平吴”后，一直视两江是他的地盘，官拜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却能巧妙地运用洋人，以及实际上办理洋务的关系，在两江安私人，直接指挥；最使刘坤一不能忍受的是，李鸿章的舅赵继元在两江的胡作非为。

赵继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名叫赵文楷，是嘉庆元年丙辰科的状元，赵继元本人亦点了翰林，但肚子里一团茅草，如何侥幸而得列清班，一直是个谜。不过，他本人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凭他的那枝笔，做京官决无出头之，因而以翰林捐班为道员，在吏部走了门路，分发江南候补。那时的两江总督是曾国藩，当洪杨初年时，怕功高震主，决定急勇退，遣散湘军，抚植李鸿章的淮军来替代；所以赵继元一到江宁“禀到”便派了他一个极重要极肥的差使: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凡事自作聪明，恃有妹夫李鸿章作靠山，在曾国藩以后的历任两江总督马新贻、李宗羲、沈葆桢，都不大能指挥得动他；沈葆桢病殁，继任的刘坤一，资格比较浅，就更不在他眼里了。

除了赵继元对身在南洋而惟北洋之命是从的盛宣怀等人，刘坤一亦耿耿于怀，久已想动手了。因此，一奉朝旨，立刻派上海道刘瑞芬及上海制造局总办李兴锐“调看该局帐目，逐款严查。”刘瑞芬是安徽贵池人，出身是个秀才，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沪，主管军械的采购与转运，以军功保到道员，曾经督办淞沪厘金，署理过两淮盐运使，是淮军系统中一名很重要的文官。

刘瑞芬跟李鸿章的关系很密切，但奉命查办此案，却很认真，因为他为人比较正派，看不起盛宣怀那种诈取巧的小人行径；加以刘坤一为人明，在授命之前将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确实，他会另外派人再查“那时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别怪我。”其实盛宣怀搞的那套把戏，知道的人很多，刘瑞芬即令想为他掩饰也办不到；及至调出帐目来一看，疑问到处都是。刘瑞芬为了慎重起见，特为找了几个内行朋友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应。

“帐本说商股只有四万多银人，可是盛杏荪当时具禀两江，说‘已于十一月十八公商定议，即于十九付给定银二十万两’，这二十万两银子是哪里来的？”

“本没有这回事。”古应说“只要算一算子，就知道他是假话。”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七，照西历算是公元一八七七年元旦，盛宣怀当初跟沈葆桢说:“若逾十七之期，则受代人来，即无从更议。”即指新的年度开始而言。然则中历的十一月十八、十九，即是西历的正月初一、初二，洋人犹在新年假期之中，旗昌公司固然无人办事，外商银行亦一律封关，所谓“定议”所谓“付给定银二十万两”全属子虚乌有。

其次是各省所拨的官款，总计一百万两，照数转付旗昌银行，银数固然分毫不短，但古应深知内幕，指出这一笔百万银子中，盛宣怀等人中了四十四万两。

“证据呢？”各省官款是实数，都由康汇来，招商局派人来提走了白花花的现银，转存外国银行。可是，付给旗昌的，不是现款，是旗昌的股票。”古应有《申报》为凭，载明当时旗昌股票的行情是，票面一百两，实值五十六两。

这就是说，盛宣怀只须花五十六万两银子买进旗昌的股票，便可抵一百万银子的帐，岂非中了四十四万两。光是这两点，舞弊的证据便很确实了。

彻查的结果，掀开了整个内幕，盛宣怀与徐润等人所玩的花样是:第一，以定银二万五千两，与旗昌订定收买的草约。

第二，挪用招商局的官款，收购每一百已贬值至五十六两的旗昌股票。

第三，以对抗洋商轮船公司，挽回利权的理由，捏词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说动沈葆桢拨给官本。

第四，捏称已付定银二十万两，造成既成事实，并以运道冻阻，无须咨商北洋为借口，迫使沈葆桢单独负责。

第五，取得旗昌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股权，委托英籍律师担文，依法接收旗昌。

第六，官本一百万两汇到招商局后，盛宣怀等以旗昌股票，照面额十足抵换现银。

第七，应付旗昌余款，先由招商局官款中垫付四十余万两，尚短六十九万，由“官本缓息”、商股存息”以及保险费盈余等陆续给付。事实上现银与股票之间，仍有很大的一个差额，入私囊。

所谓“官本缓息”是江南各省拨招商局的官款一百九十余万两，应付利息，暂时停止“商股存息”是商股利息暂付一半，所余一半改为股本。这样陆陆续续，东挪西凑牵扯不清，本是一盘糊涂帐。

哪知刘坤一尚未出奏，盛宣怀等人先发制人，列举了十八条申辩的理由，具禀北洋，由李鸿章抢先出奏，希望造成朝廷的先入之见，发生排拒刘坤一的意见的作用。加以盛宣怀的大肆活动，刘坤一的复奏，果然“留中”了。

李鸿章的复奏，照例要抄送南洋；刘坤一一看，真正是“歪理十八条”他的笔下很来得，当下亲自草拟奏稿，驳斥李鸿章。首先说明:李鸿章认为刘瑞芬等，查案不无错误，为盛宣怀极力剖辩，奏请免议；此则朝廷自有权衡，非臣下所能置议。不过，刘瑞芬等所禀盛宣怀的贪诈情形，颇为明确“有不敢不再陈于圣主之前者。”首先要驳的是，李鸿章所陈，当初收买旗昌，请拨官本银一百万，并饬两准盐运使劝盐商就“盐引”派搭股份，预计可得银八十万两，再通饬南洋各省藩司、各海关道，随时劝谕富商搭股，并无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刘坤一先引沈葆桢当年所奏“臣于病榻传见盛宣怀等，续据禀称，各商尽力攒凑，只能集成银一百二十二万两，所短之数，拟请南洋各省，尽力筹拨一百万两”的原文，向李鸿章提出质问:“如盛宣怀无此凑集一百二十一万两之说，则沈葆桢何所据而云然？如谓此一百二十二万两即系原禀请饬藩运海关劝商搭股之项，则事既经官，沈葆桢何以不于折内明晰声叙；又何以不札饬各司道查照办理？”李鸿章又说，藩司、运使、关道并未“帮同劝谕，各商亦未即附本，仅集股银四万余两”虽有“官本缓息”等项，可以弥补此一百二十二万两的一部分，所短尚多，因而盛宣怀等不得不暂向钱庄借款来付旗昌，这也就是招商局利息负担甚重的由来。

对这一点，刘坤一分两方面来驳，一是由沈葆桢方面来看，倘如盛宣怀不是表明已集有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而要动用官方力量劝谕商人附本，如此渺茫之事；沈葆桢能“轻掷百万库款”吗？

再是从盛宣怀方面来看，如果商股是照他所说的方法来凑集，那末“盐引”上派搭股份之事如何？各藩司关道劝谕富商附股，已有多少？理当具呈催问，而竟无一字之禀，甘愿以重息在外称贷，这是合理的吗？

由此分析，刘坤一作一论断:“是盛宣怀先有凑集百二十二万两之言，故不敢复有所请；而沈葆桢信以为实，无俟他谋也。”又说:“此等重大事件，往往反复筹商，至于数目，必须斟酌尽善，而后上闻，似不得执盛宣怀等饰词而抹煞沈葆桢奏案，以刘瑞芬等为未查原卷也。沈葆桢于光绪三年陈奏饷事，论及提拨招商局之款，自悔孟，固有难言之隐矣。”接下来又说:“臣之所以奏参盛宣怀者，原不独此两端，”而是因为另有更不堪容忍的弊端，旗昌公司当时已濒临倒闭边缘，即收买，应照西洋“折旧”之例，为何照原价承受。刘坤一最有力的指责是:“盛宣怀等收买旗昌轮船，原谓去一劲敌，可以收回利权，乃局面愈宽，而虚靡更巨，去年系第五届，竟亏至二十四万六千有奇，国帑高资，势将付之乌有。随经候选道员叶廷入局经理，是为第六届，遂余银至二十九万有奇，短长并计，实多出银五十三万二千两，其收效如是之巨而且速，悉由力求节省而来，则盛宣怀等之滥用滥支，一年之内数十万两，岂不骇人听闻，即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革职，已属格外从宽。”原来此骗局成功后，局本大增，利息重，而旧船、码头、仓库的管理，亦须大笔费用，成了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盛宣怀、唐廷枢计议，不如找个人来接办，以便身。多方物，找到一个江苏的候补道叶廷，同意接手，其时为光绪四年夏天；依照西洋会计年度跨年的算法，称之为“一届”这年是第六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