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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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一个国家或民族缺乏良好的宗教传统，肯定是件遗憾的事。但是，人类早已走过了神蒙昧期，现在再要往某个民族意识深处重新植入某种宗教，无异痴人说梦。时至现代，那些落后的亚洲国家只有依靠先进的政治文明，才可自我救赎。

这个话题太大了，不是我有能力涉及的。我倒是胡思想过人类神建设过程当中对体的背叛和逃避。人的身与生俱来，人之为人的一切可能，首先都是因为有了体。人的灵魂神，喜怒哀乐，你是愚昧也罢，智慧也罢，都必须以人的体为载体。没了体，便如水浇火，青烟散尽，惟余冷灰。神依托体而存在，早已是现代科学的常识。但我们回首人类心灵史，却是一部不断蔑视体、仇视体、背离体、戕害体、忘却体的历史。人类真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他们逃离体，往何处？人的荒诞在于:大多时候，他们总是蔑视和背叛自己所固有的，向往自己没有的，甚至不可能有的。他们的内心永远有一种超越和解的渴望，一种寻找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焦虑。

伊渡:人类必须承认一些假定的前提才能心安理得，不然真没法活下去。比如人类知道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为什么？因为人类需要上帝。人活着的意义也是如此，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生存是有意义的。因为生命仅仅诞生于偶然，无所谓高贵意义。宇宙间，由于极偶然的原因诞生了这么一个适应生命存在的地球，又由于极偶然的原因滋生了种种原始生命，仍然由于极偶然的原因人类进化出来。也就是说，人类极可能不存在，或者极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样。既然如此，人类自命的使命哪里来的呢？

王跃文:造化创造了人的体，也创造了人的思维。可思维偏偏想离开体，飞升到另一个空灵的境界当中去。世世代代困扰着人类的这种灵魂相对体的无望挣扎，究竟缘何而起？别的动物也同我们一样因为体而焦躁不安吗？又是谁独独给人类设置了这样的宿命？或者，真有一个上帝吗？人类的命运不过是上帝设置的一个游戏？人类的生活永远在别处。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曾尖刻地讽刺过的那种人，他们拼命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可是千百年来，人类一代一代确实在做着拔着头发想离开地球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注定是一种绝望的动物。

有次看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听那位英国的劳伦斯对怀好奇心的土耳其土著人说，我来自一个富裕的国家，那里的人都很有钱。我很慨: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真正富裕过。有人分析中国贫穷的源，列举了很多原因，包括战争频仍、政治腐败、科技落后、国运不昌等等，我想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文化中对体的蔑视和排斥。人有物和，天经地义，可是，中国传统文化偏偏重义理而轻物，这是相当虚伪的。统治者自己享受着优厚的物质生活，却张口闭口仁义道德，甚至告诫老百姓不要看重物质利益，就更加假仁假义了。

蔑视体物“文革”时期达到巅峰。所谓艰苦朴素，直接成了不要物质利益、只要思想觉悟。当时有的干部偶尔置了新衣服，得特意上两个补丁。没有物质利益的向往，哪来的创造动力？贫穷就是很自然的了。

追寻这种荒唐的政治理念的历史文化源，就在于神一直梦想着逃离体。中国的文化里面，人为什么如此害怕自己的体？灵与一定势不两立的吗？东郭先生曾经问庄子，你所说的至高无上的“道”在哪里呢？庄子说，道无所不在，在蝼蚁，在杂草，在烂瓦，在屎。既然如此，庄子为什么又非要人们形如槁木、呆若木、心无所悬、坐化忘机呢？难道非如此不能悟道？人类体的丰富觉，它给予人的愉悦和痛苦，难道不是大化和自然的一部分吗？可庄子言下之意，道无所不在，却惟独不在人的体内！中国的哲学家至少从庄子开始，就把体忘得干干净净！

伊渡:中国古人所说的“物”和“我”通常是两个对立的哲学概念，而其中的“我”通常又是指神的我，而非体的我。

王跃文:也不尽然。我觉得中国哲学家并没有把体忘得干干净净，而是认为体是万恶之本，灭掉体望和体觉，才能灭掉恶。

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我愈经常愈持久地思索，它们就愈使我的心灵充始终新鲜的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康德说的这两样东西是什么呢？他说，那就是在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中国文化中，康德说的那种心中的道德法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人皆有不忍之心”孟子打了一个比方，一个小孩儿落井了，看到的人不免惊骇，油然而生恻隐之心。这种恻隐之心，不是因为想和小孩儿的父母搞好关系，不是想在乡邻中博得见义勇为的美名，也不是因为孩子呼救的声音刺耳难听，确实是因为心中有所不忍。孟子说，无恻隐之心，算不上人；无羞恶之心，算不上人；无辞让之心，算不上人；无是非之心，算不上人。恻隐之心，是仁的萌芽；羞恶之心，是义的萌芽；辞让之心，是礼的萌芽；是非之心，是智的萌芽。孟子说的这四种萌芽，就是人中的善。善是与生俱来的，在人的内心自然生长，像小树长成大树、花苞开成花朵。只要听凭善的本滋长，人皆可以为尧舜。

王跃文:是的。这善是寄居在哪里的？身体发肤自然受之父母，人的善受之哪里呢？孟子说，善来自于天。他说的这个天，不是自然界中与地相对的物质的天，而是意理之天、道德之天。冯友兰先生认为，孟子所谓的天，就是一个由道德主宰的宇宙，人间的道德原则就是宇宙道德在人身上的体现。

伊渡:按照孟子这种说法，灵可是一体的呀。人由父母所生，善由天所受。也就是说，人一来到世间，他的身上就有着善的本。

王跃文:表面看来是这样的，似乎人的体和人浑然一体了，人的体和宇宙道德第一次连在了一起。这是贯穿中国文化始终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开端。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什么是浩然之气？按孟子的说法，它是一种宇宙之气，超乎人的道德之上，至大至刚，乎天地之间，上下与天地同。然而，这种浩然之气同样可以养在人的心里、运行于人的身体和行为之中，最要紧的它必须寄居于人的体之上。

伊渡:孟子的浩然之气只能存在于什么样的体上呢？或者所谓体并不重要？重要的仅仅是心灵？

王跃文:我想到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生活在古希腊，他的身体就与常人不同:面孔酷似野兽，体魄异常强健。宴会上，他是铁打的汉子，一个力无比充沛的人。困倦和烈酒对他毫无影响。每当人们烂醉如泥、酒量最大的人也被折腾得疲力竭之后，惟有他可以从容地扬长而去，继续到广场上去舌剑，驳倒他的对手。

据说，苏格拉底对严寒的非凡抵抗力也让人惊讶。寒冬天气，人们躲在家中闭门不出，还得穿上羔羊皮袄，裹上毡子，苏格拉底却依然穿着平时那件大衣，赤着脚出门，安然行走在冰雪之中。路上的士兵们对他侧目而视，以为他是以此来故意嘲笑他们在寒冷面前的畏缩的。

苏格拉底强健的身与他令人生畏的智慧难道不是相互依存的共生体？捷的思维必须要有强健的体才能承载。有时，苏格拉底黎明即起，笔直地站在那里苦苦思索。中午到了，人们议论纷纷，说他从黎明开始就站在那里思考问题！夜幕降临，好奇的人们吃过晚饭，把卧搬到外面，观察苏格拉底的动静。他们看到苏格拉底竟这样沉思着呆立了一夜！太升起了，苏格拉底对着太，虔诚地做过祷告，然后离去。

伊渡:也许我们可以说，苏格拉底如果没有如此强壮的体，他那卓然超群的神就没法产生。

王跃文:好像是南怀谨说过，印度自古诞生哲学和宗教，就因为它地处亚热带，野生水果很多，人们吃食不愁。他们几乎不用劳作，就可以吃，然后坐在菩提树下冥想，于是就诞生了哲学和宗教。我们没有必要把这种说法当成严谨的学术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们起码要保证体的温，才能谈得上神。斯基摩人生活在苦寒的北极圈内，必须吃尽苦头才能填肚子，才能保暖身子。我没有听说斯基摩人那里诞生了哲学和宗教。

我们无从知道孟子的体生活，不能想像他是在怎样一具体中涵养他的浩然之气的。尽管孟子及其弟子共同著有《孟子》七卷，但其中对孟子世俗的体生活却鲜有记载。然而，从《孟子》的一些篇章中，我们仍略许可见孟子对体的态度。孟子说，理义让我的心愉悦，就像食我口福。从孟子的这个比方，我们知道他是承认体需要的。他更明确地认为，口喜美味，耳喜美声，目喜美，四肢喜安逸，这些官喜好是先天的，属于天命。天命的存在是合理的。孟子游说齐宣王实行王道，齐宣王推说，不行啊，寡人有疾，寡人好。孟子马上说，没关系，只要你照顾到老百姓也有同样的求就可以了。

伊渡:看上去孟子好像很重视人的体生命，可其实又并不如此？

王跃文:是的。孟子轻视官的望，而极端重视心灵的“人”孟子说的人，并不包括人本能的体需要，而独指人之“善”即所谓人中的仁义礼智。他认为就是因为有了仁义礼智，人才区别于禽兽。所以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孟子极其强调人的个体对理追求的重要，甚至主张“舍生取义”他生动地说，鱼我所也，熊掌亦我所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也，义亦我所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在这里作了选择:义重于生，高于命。孟子眼里的灵与虽不是水火不容，却是轻重判然。

“文革”的时候，我们村有个老人，天寒地冻，还在参加劳动。县委书记看见了，上前亲切地询问:老人家，你多大年纪了？老人回答:七十二了！县委书记非常动，又问:你这么大年纪了，还积极参加劳动，为的是什么？老人回答得很干脆:为嘴巴！县委书记非常失望，不再问下去了。因为他需要的答案是:为革命。县委书记得到老人这么低级的回答，没有把那老人打成现行反革命，已经很人道了。

从孟子开始，到这位县委书记，中国哲学走的是一条重灵轻，直至存天理灭人的道路。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说法，人的求产生于匮缺。人们缺少什么，就想得到什么。孟子重灵轻，重轻命，难道是因为他的体生活没有产生匮缺？孟子虽然也曾周游列国，推行王道遭到冷遇，但齐宣王对他一直优待有嘉。他当时住的地方，齐宣王专门为他开康庄之衢，高门大屋，相当尊宠。孟子的膳食肯定也不错，甚至可以选择于鱼与熊掌之间，营养应该不成问题。

伊渡:应该说，孟子不是没有望，而是优厚的物质生活足了他的望。

王跃文:对呀。孟子活了82岁，在那个时代是相当长寿的。由此可见，他的体很好地承载了他养其浩然之气的使命。但是，他好像并不自己的体。

伊渡:我猜想，孟子的身体应该是很健康的。如果他老是牙痛、失眠、胃痛、高血，得他不得不重视他的体，可能他又有另外的哲学观点了吧？这种人往往会成为厌世者。

王跃文:与孟子同代的学问家庄子是一个追求快乐的人。他有时靠借米度，有时以编草鞋为生。他做过漆园小吏，可是没干多久就归隐了。显然，庄子追求的不是物足的快乐，不是体官的快乐；他的快乐恰恰是要忘却体、泯灭体觉。庄子的快乐是在宇宙间的逍遥游。他的逍遥游有“有待”与“无待”之分。

“有待”的逍遥游就像那只大鹏，翅若垂天之云，一怒而飞，绝云气，负青天，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是何等的力量与自由，可谓逍遥矣。可惜，它的自由不是绝对的，必须“有待”所谓“有待”就是有所依托，大鹏鸟的飞翔依赖于海啸带起的大风。所以大鹏的快乐也只是相对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