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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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话是不是说英国广播公司听信了谎言，受了新加坡最高当局的蒙骗？”

“啊，我的好朋友，英国广播公司是一个宣传渠道。人家利用你。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这个。我希望你有什么办法叫马来亚司令部动起来。”谢普似笑非笑地把手杖在手掌上轻叩着。

“菲尔说你是个刚强勇敢的人，还说了这一类夸奖的话。帝国在摇摇坠，塔茨伯利。那不是报纸上的宣传。那是军事上的事实。”塔茨伯利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沉静的、具有强烈说服力而身上淋淋的军官。

“好吧。早上九点钟左右，你能再到这儿来一次吗？”他动地在室内一瘸一拐地走着。

“我准备通宵把这篇报道赶出来。然后我要你把稿子核实一下。”

“当真吗？九点钟？太好啦！我乐于帮忙。”

“可是你必须掩护丹顿，”鲁尔进来说。

“哪怕人家用烧红的夹钳来拉出你的鸟丸。”谢普走了。鲁尔问是否可以让他留下来在扶手椅里打个盹。他准备天一亮就上医院。

“听着肥衣服掉，挂起来。你去洗个澡，”塔茨伯利说。

“我屋子里有一张空，洗过澡就去睡吧。”

“那太谢啦。我浑身都发臭啦。在得拉我们步行着从泥水塘里穿过去。我得从自己身上拉掉四十条水蛭。这些小小的怕人的脏东西！”

“你手上怎么啦？”帕米拉问。

“看来很怕人。”

“唉，那是在得拉被二个白痴般的军医用柳叶刀成这样的。”鲁尔可怜巴巴地、担心地往自己的手望了一眼。

“但愿别叫我丢了这只手才好。也许已经有点儿血中毒了，帕姆。我全身都在发抖呢。”帕米拉笑了一笑。尽管鲁尔天不怕、地不怕，这个人却一向是疑神疑鬼的，以为自己得了什么病。塔茨伯利问道:“你的飞机呢，菲尔？”

“在马六甲飞机场。我们在那儿搭上一辆军用卡车。他们不肯给我的飞机添汽油。丹顿和我是从摈榔屿飞到那儿的。在摈榔屿，我们还得守住飞机，赶开那些人，韬基，我是指白种人。事实上，是陆军部队的军官！”帕米拉在浴盆里放了水，给他放上干净巾，可是一看，他已经和衣睡了。她下了他的靴子和他外面的制服（制服散发出沼泽地的臭气），替他把蚊帐在四边好。她翻动他的身子的时候，他还说着梦话呢。

她突然想起了往事。直到目前为止，在新加坡，他一直是她过去的情人:上了些年纪，喜油腔滑调地‮情调‬，叫人讨厌。可是眼前这个疲力竭、头发蓬的白皮肤大个子，穿着温漉漉的汗衫小，一无遮掩，睡在那儿，却更象是当年在巴黎时候的菲尔。鲁尔。娶了个俄国老婆，还有其他一切，都说明他至少是不同寻常的！在巴黎的时候，他（不修边幅，真叫人到寒酸）总是使人觉得很有趣。

“在闹什么呀，帕米拉？”塔茨伯利叫道。

“坐到打字机边来，咱们干活吧”他迈着沉重的步伐踱来踱去，挥动着双臂，口述了一篇广播稿——《和一个失败主义者的对话》。他这样报道；在高尔夫球俱乐部里，他曾经跟一个已退役的陆军上校谈过一次话，他是一个危言耸听的老顽固。丹顿。谢普的看法结果由这一个吹求疵的老头儿的嘴里讲出来了。塔茨伯利指出，失败主义往往会唤起这一类恶梦；而这篇报道也显示了新加坡防守者具有人的一面。作者本人表示，他深信固定防线是存在的，边战边退的行动完全是按照计划执行的，新加坡岛的北岸已经布置好了圈套，刀林立，将是来犯者的葬身之地。以上这一段小曲无非证明在新加坡要仍然享有言论自由“民主”在马来亚仍保持着自信云云。

他口述完毕之后，帕米拉拉开灯火管制用的窗帘。东方已经出了鱼白。雨仍然下得很猛。

“很策略，是不是？”她的爸爸看到她并不对这篇文章表示意见，就这样问道。

“把情况捅出去了，可是叫他们没法找我的岔。”她眼睛，说道:“这篇东西一拿出去，你永远也身不了啦。”

“我们走着瞧吧。这会儿我得抓紧时间，睡一个小时觉。”谢普少校打扮得整洁多了，戴着一顶编织着木髓的钢盔，正好九点来到。他用铅笔在打字稿上匆匆地作了几处小修改，尖着嗓子嚷道:“我说，你的记忆力真强，没有说的，塔茨伯利。”

“干这一行不是一年两年了。”

“很好，这是一篇呱呱叫的报道。写得太妙了。祝贺你！希望能产生影响。我将在北部收听它的广播。菲尔陪着我到这儿来，叫我太高兴了。”帕米拉把稿子送到了新闻检查处，就上街买东西去了。只见铺子里挤了进进出出的顾客，这些铺子多半是中国人开设的，常用品的备货仍然十分充足，价格比伦敦低廉多了——妇女的绸内衣啊，首饰啊，美的食品啊，酒啊，小山羊皮手套啊，以及雅致的鞋子和钱包等。可是现在几乎家家铺子都挂着同样的布告，上面是用印刷体新近写成的红字样（有些象出于东南亚人的手笔:“一律现金易——概不赊账。”

“你回来了吗，帕姆？”塔茨伯利听得她正把买来的东西扔在地图桌上，喊道。

“是我。有消息吗？”

“有啊。政府办公厅把我叫了去。”他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刚剃了胡子，脸上红光光的，穿着一身白亚麻布衣，帽子歪戴着，象个子，眼睛里出两道凶光。

“柏林老文章又来啦！”

“菲尔到底醒来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