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花：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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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他写信的时刻，不是我有意挑选的，却恰好是一个孤独与哀痛织的时刻。他一定跟我一样需要安。他身边有安他的朋友吗？

我不知道他的详细地址以及与他有关的一切。然而，有过一本并不属于我的、他写的书就足够了——从"物质"的意义上来说，那本书我仅仅拥有过一天(更准确地说，一个夜晚)的时间。

下午，下班之前，我做了进公司以后唯一的一件"假公济私"的事情:我把这封用一页便签写就的短信，放进一封特快专递里，填好他的姓名和地址。在吩咐秘书寄出一大叠商业信件的时候，把它混在"公家"的信件中发了出去。因为我实在怕自己没有勇气走到邮局亲手投出这封突发奇想的信。

他的文章显示，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生。那么，地址就简单地写上一个"北京大学中文系"，不知他能不能收到？

那座湖光塔影的校园让我魂牵梦绕。中学时，我曾经没没夜地切慕了它六年。可惜，最后还是没有能够踏进去。就因为高考没有发挥好，差了几分。造化人，我像一枚蒲公英一样，不情愿地飘落到西湖边上的那座校园里。"暖风熏得游人醉，西湖歌舞几时休"，西湖美则美矣，却不是一个念书的好地方。大学四年，浓浓的失落一直伴随着我。

毕业后，渐渐忘却了有关校园里的一切。照片都是会褪的，记忆也一样；花朵都是会飘落的，梦想也一样。

他的出现，重新勾起我昔的梦想和创伤。他属于那座校园，那座蔡元培和鲁迅的校园，那座"五四"青年的长衫和白围巾飘飘的校园，那座在血与火中青永在的校园。那座校园已经成为史诗，成为纪念碑，成为神话。

北大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一所大学。

我有些嫉妒地想，他是多么的幸运啊。

他能否收到这封信，在我的信写完以后，已经不重要了。

写信是对虚无的一种反抗。但写完以后，我宁愿忘记它，让它像一个梦一样在我的生命中消失。

举重若轻。

正如《世说新语》中那个有名的"雪中访戴"的故事:东晋名士王子猷住在山的时候，一个大雪漫天的夜晚，起对着雪景喝酒，喝到半醉，突然想起了著名的隐士戴安道，便连夜乘坐小船去看他。到了戴宅的时候，天已亮，王子猷没有去敲门，却命令船夫开船回家。船夫问他为什么不进去，他回答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我很喜这个古老的故事。长袖飘飘的王子猷、鹅般的雪花、披着蓑衣的船夫、划在溪水中的木桨…我要是画家，我会画这样的一幅神韵动的水墨画。

那么，我也来学学王子猷？

可是，明天我还得去上班。睡吧，睡吧。

今天的记写得太长了。

三、廷生的记一九九九年六月七从校园里"失踪"了四天，重新回来，校园依然如一潭死水。只有"新东方"的课堂里依旧是拥挤不堪的人群。

走进图书馆，我还是去五楼的那间港台文献中心，翻阅那套台湾印刷的、庞大而美的"近代文史资料"。这套书中的很多珍贵史料，外面都很难见到。我打算花上一年的时间，把这套书大致浏览一遍。庄子说，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每当我走进图书馆的时候，就会有同样的慨。

这间阅览室少有人来，我独自躲在角落里，一个上午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

窗外杨絮飘飘，如同六月的飞雪。读书读累了，就抬起头来观看一会儿天飞舞的杨絮。每片杨絮都是寂寞的，找不到方向。它们与人一样，不由自主地在空气里飞翔，然后飞落尘埃。

博雅塔的塔尖在远处，塔身被树荫簇拥着。它已灰尘面，像一个不合时宜的老人，冷冷地看着这个热闹的世界。

今天又收到一大叠信件。有杂志社编辑寄来的刊物，有悉的朋友的来信，当然也有素不相识的读者的来信。其中，显得突兀的是一封来自扬州的特快专递。谁寄来的？在记忆的仓库里搜寻了一阵，我在扬州确实没有一个认识的人。

信封的后面留着一个外国公司的名称和地址，以及一个有些模糊的"宁萱"的名字，它们让我在心里嘀咕了半天。我与公司之类的机构向来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宁萱"却又是一个充诗意的、让人遐想联翩的名字。

蓝的、硬皮的、硕大的特快专递信封，仔细一掂量，里面似乎空空如也。

这是谁写来的信呢？这个"宁萱"究竟是谁？尽管差不多每天都会收到几封陌生读者的来信，却很少是用特快专递来邮寄的。读者们的信封，多半糙而破旧，也许是因为这路上颠簸太久的缘故。而且，那些地址一般都是遥远的学校和乡村，与高楼大厦无关。

撕开封口，原来是薄薄的一页公司便签，信的内容只写了大半页。字迹很小，很细，甚至有些潦草。算不上秀美，却一眼就能够看出是女孩子的笔迹，每个字都带着几分柔媚的心思。

在学校里的"家园"快餐厅里，我买了一份快餐，一边吃，一边怀着"姑且读读"的心态摊开信纸。刚刚读到第一行，我便立即换了一种心情，放下筷子，"正襟危坐"起来。因为，这封信的内容几乎"不忍卒读"——它像一块小石子，准确地击中了我的心脏。它沉重得让我有窒息的觉。

光从窗口进来，薄薄的信纸在光下是透明的。

写信人的心呢？

显然，这封信的作者，跟我有着相同的心，也跟我有着相同的创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