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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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员下来的朋友很多人都当了警察，市局、各分局全有。许逊，许逊是一个；还有魏人，魏人你进认识吧？也是市局的。”

“我说，咱别老聊好不好？等正事办完了你要想聊咱们再聊聊到什么时候都可以。刚谈会儿就开聊，刚谈会儿就开聊——不好。”

“好好，谈正经的，你们说你们说。”

“你说你一回来就上了班，到那个药店。你一直在那个药店上班吗？”警察往回翻着记录作问。

“是啊，除了休息。后来，三年后我退职不干了。咱们当过兵的人，闯惯了，老闷在一个地方受不了，心老是野着静不下来。你们刚当兵回来是不是也特不习惯？老百姓的子天天一样，原来着的也能给捂蔫了。噢，你们当警察一定能好点，惊险，天天血光刀影。”据我们了解，你班后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突然一个星期不知去向。噢，他刚才后面说的那些话不要记了，他说的那些与这件事无关的话都不用记。

“为首的警察对那两个正在同时做着记录的警察说。”你去哪儿啦？

“他问我。

“我去哪儿了？我哪也没去。我走过吗？”

“你走过。你那个药店为此还给你延期个月转正的处分。”

“我想起来了。我那七天去广州了，向一个朋友借了笔钱去广州贩衣服了。这事高晋、许逊他们全知道。我带回来的一些衣服曾放在他们那儿卖，后来全让他们送‘罪名’了。这事我做的不对，贩衣服算犯法吧？

“这是第二年的事，第二年你又跑了七天，去贩衣服，赔了本。我问的是你参加工作第一年你跑了七天去哪儿了？”

“想不起来了。”我说“实在想不起来了。我那会儿心情不好，怀才不遇，经常不欠上班，哪儿也不欠，大街溜达，所谓踟躅街头。”

“好好想想，这很重要。”警察站起来踱步，拿起我书桌上的大理石笔筒端详，又把目光落在积烟蒂的大理石烟缸和旁边的两把大理石镇尺。

“我慢慢想可以吗？时间过去这么久，我又没干过惊天动地的事可以作为一个个里程碑。”

“你欠过云南吗？”警察问我。

“没有，可我一直特想欠，听说那儿的少数民族洗澡让人看，姑娘一辈子不找丈夫，淌可儿‘罪名’，不犯错误，比咱汉族居区洒多了…这些大理石玩艺儿是别人送的。”

“谁？谁送的？”

“高洋。”警察的六只眼睛顿时象通了电的灯光一样亮了起来。

“哟哟哟，怎么啦？”

“这些东西他什么时候送你的？是在那次吃饭前还是之后？”

“肯定是前啦，那次饭后我再没见过他。送我东西的子我记不清了。除了这些玩艺儿他还送我一把长刀，号称那鞘是包银的我美滋滋地跟人家四处吹，后来碰上一个首饰厂的告诉我那鞘上包的是白铁皮。什么云南姑娘大白天在河里洗澡，一双臭胶鞋换五缸子白糖都是高洋跟我说的。”

“那刀在哪儿？”

“你们可不能没收，那不算凶器是工艺品。”

“我们不没收，就看看。”

“看看可以，说话算话。”我去卧房下拿出一把银的长刀给警察们看。

“这柄把的做工够细的吧。”我告诉他们鞘身上镶嵌的不是宝石而是彩玻璃“这是那些小返鱼目混珠的伎俩。我出长刀，刀身光泽黯淡，镂刻着花卉和浅槽，刀刃并不锋利。我舞将起来，作出种种劈刺的雄壮动作。

警察们散开，喊“放下，快放下。”我笑嘻嘻地说:“放心，我就是真杀你们也不会用这种刀，这种刀都是样子货，钢很次。”

“不是怕你杀我们，是怕你伤着自己。”警察小心地围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刀仔细端详。

“这些刀刃的缺口是怎么回事？”一个警察问。

“噢，那是我劈老百姓的甘蔗林锛的，知道了吧，这刀劈甘蔗都锛刀。”

“甘蔗？哪儿的甘蔗？”警察们看着我，一脸狐疑的警觉。

“说着玩呢。”我说“不是劈甘蔗就是劈树，手里拿把刀总想砍点什么。”

“你瞧，这块乌黑印渍不是血？”一个警察小声地对另一个警察说。

“血。”我对警察说“我用这把刀砍过老乡的，象本兵进村那样，特好玩。”我伸手去拿刀，警察缩回手把刀入鞘给另一个警察:“这刀我们要带走。”

“说好光看看，怎么，说话不算话？以后我还信不信你们？”

“不是没收。”警察向我保证“看完我们会还给你。”

“不够意思，太不够意思了。”警察结束对我的盘问时，天已经拂晓，天边出鱼肚白。

我们都累坏了，了一屋子烟熏得大家都泪汪汪的象亲人相聚不忍分手。警察后来集中问我在那不知去向的七天里干了什么，我赌发誓说实在想不起来不是耍花。警察也灰了心，答应给我时间细想，过几天再来找我，让我把复员后到工作前这段时间都干了什么，见过什么人，去过哪里都写下来，到时候他们来取。我对他们说，这够写成一本长篇小说还有余，水帐也得记三大本子。

“你可别给我演义。”警察告诫我“我们找你可不是寻开心培养文学新人，胡写只能是你自己倒霉。”后来我饿了，去厨房给自己下蛋面条并问呵欠连天收拾东西的警察们要不要也“来上一碗”警察们说啦，我们该走了。我说别烙气，反正你们回欠也是吃饭睡觉干不了别的，一夜都混过来了早睡晚睡也就那么回事了。

“要是你们怕我下框或腐蚀你们那就算了。”

“你要这么说那我们就只好吃了。”领头警察笑着说。

“就是。”我说没听说过用蛋面条当糖衣炮弹的。警察们重新坐下，我煮好面条格外给三位碗里多放了些香油。我们围坐一团踢里吐噜吃面条时气氛相当融洽。警察吃得唉声叹气——香的，吃罢还给我上了烟。他们问我没工作钱从哪儿来？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总能有钱。

“可别干违法的事。”一个警察好心地规劝我“不是正路来的钱你就下肚也早晚得吐出来。”我说我这辈子没干过违法的事，老实待，树叶掉下怕砸头，只知一味行善，远近都知道我是有名的“方善人”警察提起我贩衣服的事，大家都笑。我说那时年轻“少不更事”再说现今贩衣服也不犯法“只要不贩人一切都是政策允许的。”警察说我胡说，我说您别跟我认真。警察又问我当年一伙人花天酒地的钱从哪儿来的，我们那点复员费“不够三天踢腾的。”我说当年我们大仿花的都是高洋的钱。

“高洋家有在海外去世的孤老吗？”我说没有，他家祖祖辈辈是内地的放牛娃，到他爸那辈实在活不下欠，卖了壮丁，先当国军又当伪军最后当了八路军；倒是有个叔叔被本人抓过劳工，在北海道下了二年煤窑，别的，连“猪仔”也没福当过。

“那他哪来的钱？”

“管他。”我笑着说“偷来的抢来的骗来的怎么来的怎么来的，我们只管花。

警察们走时天已经亮了，院里有些早起的老头在跑步打极拳围着树转原地摇头摆尾瞎抖落，我把警察们送到吉普车旁亲亲热热地和他们握手特别。他们仁都把姓告诉了我，一个姓赵一个姓钱一个姓孙。

“下回公安局有事我可找你们。”

“瞧，一碗面条吃出病来了吧。”

“吓的，跟你们说着玩呢，咱公安局有哥们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