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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时代，言官大臣都不吃香，被整得奄奄一息，现在万历决定，开闸，放狗。

事实上，这帮人的表现确实不错，如江东之、李植、羊可立等人，虽说下场不怎么样，但至少在工作期间，都尽到了狗的本分。

看见张居正被穷追猛打，万历很高兴，看见申时行被牵连，万历也不悲伤，因为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轻微的副作用，敲打一下申老师也好，免得他当首辅太久，再犯前任（张居正）的错误。

他解放言官大臣，指挥自若，是因为他认定，这些人将永远听从他的调遣。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因为就骂人的水平而言，言官大臣和街头骂街大妈，只有一个区别:大妈是业余的，言官大臣是职业的。

大妈骂完街后，还得回家洗衣做饭，言官大臣骂完这个，就会骂下一个。所以，当他们足够壮大之后，攻击的矛头将不再是死去的张居正，或是活着的申时行，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对言官和大臣们而言，万历确实有被骂的理由。

自从万历十五年（1587）起，万历就不怎么上朝了，经常是“偶有微疾”开始还真是“偶有”后来就变成常有“微疾”也逐渐变成“头晕眼黑，力乏不兴”总而言之，大臣们是越来越少见到他了。

必须说明的是，万历是不上朝，却并非不上班，事情还是要办，就好比说你早上起，不想去单位，改在家里办公，除了不打考勤，少见几个人外，也没什么不同，后世一说到这位仁兄，总是什么几十年不干活之类，这要么是无意的误解，要么是有意的污蔑。

明朝那些事儿6[1294]在中国当皇帝，收益高，想要啥就有啥，但风险也大，股上坐的那个位置，只要是人就想要，但凡在位者，除了个把弱智外，基本上都是怀疑主义者，见谁怀疑谁，今天这里搞谋，明天那里闹叛，子过得那叫一个悬，几天不看公文，没准刀就架在脖子上了。

万历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他是一个权力望极强，工于心计的政治老手，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事实，却无人察觉背后隐藏的奥秘:在他之前，有许多皇帝每上朝理政，费尽心力，子过得极其辛苦，却依然是脑袋不保，而他几十年不上朝，谁都不见，却依然能够控制群臣，你说这人厉不厉害？

但言官大臣是不管这些的，在他们的世界观里，皇帝不但要办事，还要上班，哪怕事没有，你也得坐在那，这才叫皇帝。

万历自然不干，他不干的表现就是不上朝，言官大臣也不干，他们不干的表现就是不断上奏疏。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一直在干同样的事情。万历十四年（1586）十月，这场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当时的万历，基本上还属于上朝族，只是偶尔罢工而已，就这样，也没躲过去。

第一个上书的，是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按说第一个不该是他，因为这位仁兄主管的是祭祀，级别又低，平时也不和皇帝见面。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上书提意见，他之所以不，不是皇帝不上朝，而是不祭祀。

卢洪是一个很负责的人，发现皇帝不怎么来太庙，又听说近期经常消极怠工，便上书希望皇帝改正。

本来是个正常的事，却被他搞得不正常。因为这位卢先生除了研究礼仪外，还学过医，有学问在身上，不显实在对不起自己，于是发挥专业特长，写就奇文一篇，送呈御览。第二天，申时行奉命去见万历，刚进去，就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卢洪这厮！肆言惑众，沽名讪上，好生狂妄！着锦衣卫拿在午门前，着实打六十！革了职为民当差，永不叙用！”以上言辞，系万历同志之原话，并无加工。